第三章
长话短说所谓世界的末日无异于放屁！[247]
——歌德在精神分析第一次私立的代表大会两年之后，1910年3月在纽伦堡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之间，部分地是由于受到在美国时令人高兴的接待的影响，受到讲德语国家中日益增长的敌意的影响，以及得到苏黎世方面意外支持的影响，我构想出一个计划，在我的朋友费伦茨的帮助下，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付诸实施。我意欲组织好精神分析运动，把运动的中心转移到苏黎世，并为它物色一名能领导精神分析未来事业的领袖。当这项计划遭到精神分析拥护者们的竭力反对时，我将为此详述我的理由。我希望这些理由将证明我是正确的，虽然结果表明，我这样做实际上并不很明智。
我断定这个新运动和维也纳的联系毫无可取之处，相反倒是精神分析运动的障碍。像苏黎世这样位于欧洲中心的地方（在这里一位大学教师曾在他的研究机构中为精神分析打开了大门），对我来说似乎更有希望。我还认为第二个障碍在我自己。关于这个看法已被各个不同方面的赞同或反对意见搞得一塌糊涂了：人们要么把我比作哥伦布[248]、达尔文和开普勒，要么辱骂我是个思想完全瘫痪的病人。因此，我倒希望把我自己和这座使精神分析第一次见到光明的城市退缩到幕后去。况且，我不再是个年轻人了；我发现前面还有很长的路，我为这种想法而苦恼，作为一个领袖的责任对我的一生来说为时太晚了。[249]但我觉得必须有人做领袖。我非常清楚这种隐藏着的危险，它等待着任何一位从事精神分析的人。我希望，假如推选出一个准备发布命令和进行忠告的权威人士，就会使许多这种危险得以避免。这个地位最初只有我自己才能担任，这是因为我有任何人都无法抗衡的15年的经验这一有利条件。我感到需要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年轻人，在我死后他将理所当然地取代我的地位。这个人只能是荣格，因为就年龄而论，布洛伊勒是我的同龄人；荣格的有利条件是他非凡的才智，他已经为精神分析作出的贡献，他的独立地位和他的人格所表现出来的令人放心的能力印象。除此之外，他似乎愿意和我建立友好联系，甚至为了我而放弃了他以前所容许的某些种族偏见。在当时我还根本没有认识到，除了这些有利条件之外，这个选择竟是最不幸的选择。我所选中的这个人竟然不能忍让另一个人的权威，但他还是一个不会行使权力的人，他把他的能力坚持不懈地致力于研究他自己感兴趣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