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王公”和“大臣”的定义来说。
“王公”就是指着前清时代的宗室中的“王、贝勒、贝子、公”等来说；“大臣”就是指着在清末职位高的官员来说。
不过是，所谓的“大臣”，差不多也就是前清的“遗老”，只因为这帮所谓的“大臣”，都是曾在清末做过相当大的职位，所以他们的党羽也比较多，他们为非作歹的罪恶和影响也比较大。现在先从“王公”说起。
凡是够得上王公爵位的人，不用说都是过去清朝的贵族。就是到了辛亥革命成功、清朝反动统治势力垮台以后，他们仍是在“优待条件（乙）”的作用下，仍然都过着不减昔日的剥削阶级寄生生活。
就连一般的宗室觉罗和八旗人等，尚且由于过惯了二百余年来的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成了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人中废物，何况是比他们的享受生活还要超过不知要多少倍的“王公”，自然更是被那二百多年的荣华富贵给弄得不成个样子了。
固然，他们也都曾饱受了封建统治制度的种种熏陶感染，满脑袋顽固的反动思想，特别是腐蚀人的纨袴习俗和靠天吃饭的消极怠惰习性，更是长期地成为他们的膏肓之疾，所以，除了善于摆空架子坐吃山空，便什么本领也没有了。
因此，对于这些过去的王公亲贵以及他们的子弟，从全面看来，我认为是这样的：比较好的一些人则多数是成为孤芳自赏、自视甚高的文学艺术家，经常以画几笔画，吟几首诗，或是研究一些经史子集，甚至佛学之类，来自得其乐，对于国家政治以及社会上的当前现实等，则很少有关心的了。特别是在其中，像是狭隘民族主义以及消极心理等，更是相当普遍。还由于清朝二百余年来的所谓“家法”的限制，致使他们在那过去的长时期中，连随便出京四十里的机会都得不到，而只能在北京的府中称王，所以广见世面的机会，在他们是不容易得到的。例如，恭亲王溥伟携带家属到了大连以后，其家中的某“宝眷”曾向人发表过这次旅行的感想道：“真想不到咱们城（指北京城）外，还有这么大一片水（指海而言）哩！”“宝眷”如此，王公的子弟可知，所以他们在旧社会里，所见到的所谓“世面”是有限得很的，远远比不上那些曾以“赶考”起家的所谓一般“遗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