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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得光辉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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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一别,张与毛竟成永诀。

1960年春,张大病初愈,便写信给毛希望给一点工作,不理。他找邓小平,邓说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又找刘少奇,刘说还是搞经济吧,最好不要去碰中苏关系。他就明白了,自己还不脱“里通外国”的嫌疑。他去找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大喜,说正缺你这样的人,三天后却又表示不敢使用。后来中组部让他到经济研究所去当一个特约研究员,他立即回家把书房里的英文、俄文版的外交问题书籍一推而去,全部换成经济学书刊,并开始重读《资本论》。张闻天是中共“八大”以后的领导集体中唯一通读过《资本论》的,而且读有三四遍,研究经济正是他的所爱。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全国形势好不容易出现一个亮点,中央开始检讨1958年以来的失误,毛、刘在会上都有自我批评。张很高兴,在南方调查后向中央报送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没想到这又被指为翻案风,立即被取消参加中央会议和阅读一切文件的权利,送交专案组审查。毛说别人能平反,他和彭不能平。他不知道,对中央工作的缺点别人说得,而他却是不能置一词的。到“文革”一起,他这个曾经的总书记(前五朝的总书记当时仅存他一人了,陈、瞿、向、博都已不在世)又受到当年农民游街斗地主式的凌辱。他经常是早晨穿戴整齐,怀揣月票,挤上公共汽车,准时到指定地点去接受批斗。下午,他的妻子刘英,一起从长征走过来的老战友,门依黄昏,提心吊胆,盼他能平安回来。他有冠心病,在挨斗时已不知几次犯病,仅靠一片硝酸甘油挺过来。只1968年七、八、九三个月就被批斗十六七场。他还被强迫作伪证,以迫害忠良。遇有这种情况他都严词拒绝,牺牲自己保护干部。他以一个有罪之身为陈云、陆定一等辩诬,特别是康生和“四人帮”想借”61人叛徒案”打倒刘少奇,他就挺身而出,以时任总书记的身份一再为刘证明和辩护(尽管刘在庐山会议和七千人大会上是帮毛整他的)。士穷而节见,他已经穷到身被欺,名被辱,而命难保的程度,却不变其节,不改其志。他将列宁的一句话写在台历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