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树是一种易活好栽，适应性很强的树种，但也有一个缺点，不像松柏那样耐年头。我们要找千年的古柏很容易，千年的古柳几不可能，甚至百年以上的也不多见。所以对左公柳的保护、补栽，成了西北人民的一个情节，也是官方的一种责任，历代出台的保护文告接连不断。这一半是为了保护生态，一半是为了延续左公精神。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保护文件，是晚清官府在古驿道旁贴的一张告谕：“昆仑之阴，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剪勿伐，左公所植。”可以看出，此告谕的重点不在树而在人，是保护树但更看重左公精神的传承。进入民国时期，甘肃省政府两次行文保护左公柳。1935年的《保护左公柳办法》规定更为详细：一、全省普查编号；二、分段保护，落实到人；三、树如枯死，亦不许伐；四、已砍伐者，按原位补齐；五、树旁不得采掘草土、引火、拴牲口等；六、违规者处以相当的罚金或工役；七、保护不力唯县长是问。现存档案也记录了多起对盗伐事件的处理。1946年，隆德县建设科长等人借处理枯树，伙同乡里人员盗卖柳树400棵，县政府给予处罚后还要求“补植新苗，保护成活，以重先贤遗爱”。并就此对境内的左公柳进行了普查，还剩3610棵，都一一编号建档。我们发现在清和民国两代的政府文告中总少不了这样的词汇：左公、先贤、遗爱、遗泽等，要知道这是官方的公文啊，但是仍掩盖不住对左宗棠的尊敬。民国时还将左宗棠修缮过的兰州城门改名“宗棠门”，由省长亲笔题写。在众多研究左宗棠在西北的著作中最权威的一本是1945年初版于重庆，后经王震将军提议又在1984年重印的《左文襄公在西北》。此书从书名到内文，凡说到左宗棠时概不直呼其名，都是尊称“文襄公”，可见清和民国两代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只是进入当代后因极左政治影响才有了一个小的反复。但随着人们对生态的再认识，又不觉想起了这位在西北栽树的湖南人。于是我又联想到一个著名的典故。当年左宗棠在湖南初露头角，他恃才傲物得罪了人，有人告了御状，眼看就要掉脑袋。大臣潘祖荫惜才，上书疾呼：“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一句话救了他的一条命。假使当年左不明不白地死去，哪有新疆的收复、西北的开发？真可是中国不可一日无西北，西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左一人而悬湖湘，悬陕、甘、宁、青、疆，悬大清天下。拔危救难，力挽狂澜，这样的名臣史上能有几人？不知为什么，在西北采访，我眼前总是浮现着苍凉的大漠、浩**的队伍、一具黑色的棺材、须发皆白的左公和伸向天边的绿柳。有哪一个画家能画一张左公西行图，或哪一个导演能拍一部片子，这将是何等的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