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项内我已将如何受了我那英文教师庄士敦的影响，如何想要赴外国去留学，如何遭到了反对而作罢，如何窃运清宫古物，准备做他日留学经费的种种经过做了叙述，现在我想把在一九二二年我怎样想要脱出“紫禁城”而赴英国留学的失败经过记述于下。
当我和溥杰把那一批批的祖国人民文化结晶——书籍、绘画和古玩等，从清宫中窃出到相当数目之后，我们便在协议之下，得出了一个结论：不如找个相当的机会，先脱出这座“紫禁城”再说。只要能够溜出了这座小小城圈，便可以求得当时驻北京的外国使馆帮助，而“正正堂堂”地赴英国去留学了。到了这个时候，即使再有人出来反对，在这木已成舟的既成事实下，也就可以不怕他们了。
不过是，怎样才能从这既有随身太监经常守在身边，又有宫中各单位的太监等把守着各个宫门，宫廷外围更有“护军”的处处岗哨，在神武门外边，还有十六师的一团武装兵士持枪守卫着的环境下，冲出这重重叠叠的严密“包围网”呢？
在我和我弟弟这两个充满封建反动思想的脑袋里，除了知道盲目依靠外国人，是再也想不出什么另外方法的。于是就在那“三十六计”之中，把依存帝国主义势力作为“上计”。
首先，当然是要和那唯一赞同我出洋留学——特别是赴英国留学的庄士敦做初步的“请教”了。当然他是表示了绝对赞成。于是，我更进一步地托他给想个具体可行的办法，他遂想出了一个“求当时驻北京的外国首席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的办法来。于是，除了先由庄士敦预做准备，我更不揣冒昧地亲自给他打了电话求他帮忙，溥杰也是不熟假充熟地登门面求他给予援助，结果是得到了他的应允。不过是，他的条件是：外国公使馆的汽车无法开进宫中去，所以只能派一辆汽车在宫外等候。只要我能溜出“神武门”外，坐上了他的车，他便可负责使我能达到赴英国留学的希望，并且还把派车的日期、时间都约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