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凯蒂：
昨天晚上，除了爸爸和我，大家都坐在收音机旁，打算收听“不朽的德国大师音乐会”。因为信号不好，杜塞尔医生不停拨弄着收音机频钮，这把彼得和其他人惹烦了。大概克制了半个小时之后，彼得终于有点粗鲁地要求杜塞尔医生停止那种扭来扭去的动作。杜塞尔以他惯有的轻慢态度回答，“我不是在把台调正一点儿嘛。”彼得火了，态度很粗暴地坚持自己的要求，而凡·达恩先生也站在彼得一边支持这个要求，后来杜塞尔只好让步，基本经过就是这样。
事情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彼得很往心里去。当我在阁楼的书柜里翻来翻去的时候，他走到我跟前开始告诉我事情的整个过程。我对此没有表态，但彼得好像很快发现自己找到了最忠实的听众，便舒坦地拉开了话匣子：“真的，你看，”他说，“我一般不会轻易说什么，因为我早知道我肯定会卡壳的。我一张嘴说话就会开始结巴、脸红，我绕来绕去想把话讲清楚，可就是找不到词儿，只好打住。昨天晚上就是这么回事儿，我本来想讲别的意思，可一张嘴就完蛋了，完全乱了套。我过去有个坏毛病，真希望我现在还有哩。要是我跟哪个人生气了，我不会跟他斗嘴，我会握起拳头对付他。我也明白这法子不管用，所以我才佩服你呀。你说话从来都那么流畅，不管你跟谁讲话，想说什么你就能说出什么，还从来都不怕丑。”“告诉你吧，你犯了个大错误。”我回答，“我说话通常都会跟我心里想说的完全不同，然后我就会讲好多，讲好长，那也一样糟糕。”说完这最后一句话我自己都忍不住想笑，不过为了好让他继续讲话，我只能在心里偷着乐。我顺势坐在地上的一个垫子上，用胳膊抱住自己的膝盖专心地看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