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这是《清稗类钞》中记录的晚清郭嵩焘的一则史论。用此段史论为开篇导语，其目的是从这一类特殊群体的崛起和覆灭方面入手，大到对一系列政治制度、官僚机制、顺应社会需求和发展的各种改革，小到对宗法制度、后妃制度以及当事人（皇帝个人）品性进行全面剖析，旨在从特殊群体的发展来看自秦以来对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维护、加强和巩固手段，也突出表现在整个历史长河里围绕“皇权”的利益斗争。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皇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权，而是整个群体的利益斗争。特殊群体的出现是在维护巩固皇权统治下衍生的特殊权力，也叫“偏房”政治群体。而这类群体斗争放在世界这个大的格局上看，又实在属于小群体内部斗争。纵观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甚至都不曾出现过像西方国家那样的外侵政策、国界扩张，正如利玛窦在《利玛窦札记》中所说的：“虽然中国人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临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都从来没有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与欧洲人很不相同……”
《清稗类钞》虽有部分论述夸大了“偏房”群体的权力，似乎影射出皇权的衰弱趋势。然而即便如此，这些新生权力的崛起，也不过是为“皇权”服务，他们绝不可能获得正式的名分治理天下。
这里不得不提张文木先生《基督教佛教兴起对欧亚地区竞争力的影响》中所提及的“一个中心即为‘忠’，两个中心即为‘患’”的思想。中国历史即便有短暂分裂，最终仍然走向统一的格局，较之西方的政权分立不同，足以说明这些特殊群体从来都不曾成为中国另一个权力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