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王介安（1956～1992，享年三十七岁）
大踏步的流浪汉
你终于卸下破行囊
天渐渐亮 预告一场豪雨
我们依然沉默，信任自己的床
介安，讲了一则笑话之后，我拿出口红，捏着小镜子正要画唇，午餐后办公室有人问趣味心理测验。电话响，我抓起听筒快乐“喂”着，继续旋出口红准备画唇——必须马上出门赴约；电话中有人说出消息，静止了，所有的动作与喧哗，世界变成一张揉皱的底片在滔滔浊浪中漂流，我活着，活得很孤单。挂断电话，同事笑闹：“快！你的答案！”我继续捏正小镜看到自己缓慢地画出鲜红的嘴唇，活的嘴唇；看到自己翻开行事历从写满日志的五月二十那格拉出一条遥远的黑线写下“早晨五点四十五分，王介安死了”，合上，抓起皮包出门。我看到自己舍弃电梯，弯入楼梯暗处坐在肮脏石阶望着黑墙流不出泪。介安，为什么不是我而是你，为什么不是索然无味的我却是热爱世间的你？
豪雨洗濯午后市街
不打伞的女人缄默一桩死亡
擦身而过皆不相知
相知者，一一离席
电话中，你的妻子压抑哭泣，缓缓地说，介安交代的，后事一切从简，只要打电话告诉几个好朋友就行了。你总是用自己的方式处理人生，在生命尾声，仍然愿意把我当作一个好朋友，让我更难受。介安，当你躺在**念着好友的名字，是否对我们流下告别的眼泪？介安流泪只有介安知道，我们自顾自奔波，在世界的一角。
一盏小灯划破长夜
我们围桌而坐
嚼食真理，痛饮思潮
你说：这岛屿铜锈太深
轮到你们擦亮
把我当作晚宴吧
为了你们健壮
我情愿奉献
七年前，忘了季节的一九八五，丘彦明带个陌生男子到《联文》办公室，说是新同事。那是第一次认识你，高大健壮、穿西装打领带，叫王菲林，本名王介安，政大历史系毕业，刚从UCLA（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念电影回来。那时，编辑部与美术部毗邻，印象中黄宪钟、马毓秀、李兆琦、吴鸣应该都在场。早期编辑部人马未定，六张大木桌相并，吴鸣与你押坐两角，我与陈义芝对坐另外两边；中间一张空着，另一张坐了梅新——他当时仍在正中书局担任要职，下午才会到，义芝又是联副派来支援的，也不常在。我右手边的两张大桌分属发行人与总编辑，宝琴女士、痖弦先生除了偶尔出巡，大部分时间空得一尘不染。这样的地理位置对我而言很孤单，总觉得你与吴鸣两个加起来超过一百七十公斤的押了两角，快把我这块四十公斤的瘦肉弹到天空去。现在想起这些细节，真像一部电影的开场，观众很容易从位置得到暗示，如果命运之神的铁锤击下来，命中的该是孤守边陲、弱不禁风的我，不可能是你。编辑部就这么一家三口地度日，虽然你与吴鸣大剌剌不懂得“保护”我这唯一的女性，反而因地利之便与黄宪钟打得火热，只差没把桌子并过去闹分家。还好我不是娇滴滴需要保护的人，只嘀咕两个壮丁心不在焉场面不好看，干脆搬把椅子杵在你们中间加入谈话，正的邪的甜的咸的天马行空。你总是太认真又太天真，芝麻小事也能庄严肃穆谈一篇“上层建筑”之类的宏论，而黄宪钟正好是你的反面，像个冷面笑匠三言两语把你从上层建筑踹下来，你一辞穷就挠耳抓腮继而放纵大笑，两坨颧骨耸动，咧个大嘴笑得地动山摇；我习惯聆听，偶尔配几句惊人之语助兴。那段时光多么美好，真像几个无用武之地的流浪汉半途凑合了，齐手在胭脂盆地打下山寨安身，颇有几分绿林侠盗的调儿。外人很难想象一本华贵的文学杂志、一间装潢典雅的大办公室里，居然窝出草莽气息浓厚的小型梁山泊。大概从那时候起，你们没当我是女人，我也压根儿不把你们当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