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言蜚语，风花雪月，都不曾扰乱凌叔华有条不紊的脚步。1926年，她嫁给了陈西滢。在给胡适的信中，凌叔华写道：“在这麻木污恶的环境中，有一事还是告慰，想通伯已经向你说了吧？……适之，我们该好好谢你才是……这原只是在生活上着了另一种色彩，或者有了安慰，有了同情与勉励，在艺术道路上扶了根拐杖，虽然要跌跤也躲不了，不过心境少些恐惧而已。”
她很明白地表示出自己对这桩婚姻的期望，陈西滢是个令她满意的丈夫。
然而，结婚仅仅两个月之后，凌叔华就发现，自己和陈西滢是非常糟糕的结合。
凌叔华是个浪漫的人，爱幻想，热爱一切事物，需要爱情的滋养，而陈西滢却总爱说些“尖酸刻薄”的话，要是有人说他，他便沉默不语，以免得罪人。除此之外，陈西滢还是个刻板的批评家，最喜欢浇灭凌叔华的**。他不苟言笑，每天都板着一张脸。
当觉察到两个人之间只有自己的爱情是活着的，凌叔华病了，一度瘦得厉害。她向往爱情，渴望爱情，整整十年，她都在无爱的婚姻中苦苦煎熬。
就在此时，一个名叫朱利安·贝尔的年轻小伙子出现在凌叔华的面前。他是英国人，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外甥。自从遇见凌叔华，他便发现自己的心彻底地属于她了。
贝尔比凌叔华小八岁，刚来中国时，他只会讲英文，学校里会讲英文的人不多，凌叔华便承担起照顾他的责任。他热情洋溢地对凌叔华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见闻，以及和各种艺术家的交往。凌叔华觉得，那样的生活才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可是自从担任武汉国立大学文学院院长，陈西滢整个人变得更加严肃刻板了，尤其是他严格遵循西方职场规则，坚决不肯聘用凌叔华到校任职，这更让凌叔华不满。她不甘心自己就这样从一名新派女作家，堕落成某个人的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