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初秋，在连续经历了批斗和凌辱之后，傅雷“就像一个寂寞的先知、一头孤独的狮子，愤怒、高傲、遗世独立，决不与庸俗妥协，决不向权势低头”。
那一天的朱梅馥无比平静，她陪着傅雷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已经有了赴死的决心。
进卧室之前，她吩咐家里的保姆第二天少买一点儿青菜。她的语气十分平静，保姆没有看出任何异样。
就连傅雷拿起笔写遗书的时候，朱梅馥还在一旁平静地看着，时不时小声提醒几句。他们把一切身后事交代得明明白白，就是为了不想亏欠、拖累任何人。他们甚至还在信封里放了53.3元钱，作为夫妻二人的丧葬费。
当遗书写好，朱梅馥动手撕开床单，就像平时整理家务一样端庄沉静，细心地做了绳索。之后，将绳索挂在卧室的钢窗上。因为担心踢翻凳子时会发出声音，打扰楼下邻居休息，她还细心地在凳子下面垫上了棉胎。一旁的傅雷端坐在躺椅上，他已经服下了剧毒的药物。在濒死的边缘，他们深情地凝望着彼此，仿佛即将共同奔赴的不是一场死亡，而是一段新生。
决定和傅雷共同赴死，朱梅馥是没有任何怨言和遗憾的。但她的很多亲友却为此感到意外。施蛰存说：“朱梅馥能同归于尽，这却是我想象不到的，伉俪之情，深到如此，恐怕都是傅雷的感应。”
儿子傅聪悲伤地说：“我知道，其实妈妈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忍受得过去……”
不管日子多么艰难，多么委屈，她总是能把眼睛笑成一弯月牙，认识她的人，都说她像活菩萨。
其实，朱梅馥的死，就是为了陪傅雷。她曾说：“为了不使你孤单，你走的时候，我也一定要跟去。”
她是这个世界上最懂傅雷的人，知道以他宁折不弯的刚硬性格，在当时的情况下，必然会选择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