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弘治十八年倒是个过得去的年景。随着春暖花开，降了几场雨雪，北方的旱情减轻了些。乡下人虽然还是吃不饱饭，可眼看着田里的禾苗有了绿气儿，想着今年大概有收成了，心就平稳了，能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慢慢挨了。
流民少了，天下就好治理了。
至于眼下的朝局弊端嘛，说事儿大，比天还大；说事儿急，比火上房还急！可要是硬说它不大、不急，也就那么回事吧。反正大明江山稳得很，祖宗开创的基业还没折腾干净，弘治皇帝算是位明君，在他手里，大明朝早年积下的弊政虽然没有根治，毕竟也没恶化，照这样发展下去，就算再拖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国家也未必垮得了。所以从弘治十八年的春天起，刚刚闹腾了一阵子的朝廷又像一潭死水，暖烘烘地安静下来了。
可世上的事就是这样，想看开，天大的事也能看开；要是不依不饶，一根筋地较起真来，也有的是可以较劲的地方。眼下朝廷里爱较真儿的人不多，却也还有这么一两位。
一块石头扔进水坑里，也能激起个水花。虽然水花儿不大，好歹能听个响动，有个看头儿。
这天王守仁闲着没事，跑到李梦阳家串门。
这一年多李梦阳已经改了脾气，不怎么掺和诗社里的事儿了，“复古”诗也写得少了。这么一来，他家里倒是清静了很多。守仁和李梦阳这么熟，也不用人通报，直奔书房，推门就进。李梦阳正在书案前摆弄什么东西，听见门响，慌忙把那东西塞进袖筒子里，变颜变色的。
认识李梦阳这么久，还真没见这个胆大心粗的陕西老乡捣这种鬼。王守仁觉得有意思，笑着问：“你在那儿藏什么呢？”
见是守仁，李梦阳松了口气：“也没什么，写了个奏章。”说着从袖筒里掏出来，果然是一道奏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