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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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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写《普通朋友》一文时,《缝纫机乐队》尚未立项,《煎饼侠》尚未上映。后来的《煎饼侠》电影宣传期,最后一站是厦门。知道我在厦门有店,于是大鹏把庆功宴安排在了大冰的小屋厦门分舵,那个破破旧旧的小院子里。

彼时我早已和电视行业或娱乐行业没了干系,大可不必把面子做得这么足,故而,很多人诧异大鹏的举动。我心下却明白,并非是在给面子,他是在尽一个普通朋友的本分——虽然我不在厦门,也要来打个卡,认认门。

后来路过大理也是打卡,发了微博@我,在人民路中段,小屋大理分舵门口。

那是个中午,店里还没开门,后来听熟人说他在门前转悠了好一会儿才走。

后来的这些年,我去北京的次数越来越少。有几遭他因工作故地重游济南府,恰好我在,于是去盒子酒吧听歌去朝山街吃肉,依旧是当年常去的那些店,筷子杯子依旧是一次性的。他虽已大红,但都是一人赴约,自自然然地吃摊儿喝啤酒,不带经纪人不带助理,没有前呼后拥。

嘴上不说,心里领情,知他是记得有些东西我不喜,于是用他的方式,在意我的感受。

上次见面是在北京,我路过他的工作室,去小坐了一会儿。他暂停了会议,郑重地把我介绍给与坐的每一个工作人员,临走前他母亲和女儿也来了,他把女儿领过来,让她喊叔叔,说:这是爸爸的朋友。

当年照片上的那个小小孩儿已是个小学生的模样,虽被我的镶满骷髅头的大皮靴和牛仔帽吓得够呛,但很勇敢地,和我握了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