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抗战的第二年，英国诗人奥登因为同情中国来到武汉，那正是前线不力、武汉岌岌堪危的时刻，他当时写了一些诗，其中有一首十四行，卞之琳曾经把它译成中文：
当所有用以报告消息的工具
一齐证实了我们的敌人的胜利；
我们的棱堡被突破，军队在退却，
“暴行”风靡像一种新的疫疠，
“邪恶”是一个妖精，到处受欢迎；
当我们悔不该生于此世的时分：
且记起一切似被遗弃的孤灵。
今夜在中国，让我想起一个人，
他经过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
直到在缪佐(7)他显了全部的魄力，
一举而叫什么都有了个交代：
于是带了完成者所怀的感激，
他在冬天的夜里走出去抚摩
那座小古堡，当一个庞然大物。
奥登在武汉的任何一个旅馆里的灯光下会“想起一个人”，这个“想起”使我感到意外的亲切。第一，因为我是中国人，中国的命运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分担着；第二，因为他所想起的那个人正是我十年来随时都要打开来读的一个诗人——里尔克。我从这人的作品中得到过不少的启发，他并且指示给我不少生活上应取的态度。现在来了一个第三国的诗人，他居然把中国的命运和里尔克融会在一首美好的十四行诗里，这能说只是诗人的奇异的联想吗？也许里边不是没有一些夙缘。
中国对于这个奥地利的诗人是一个辽远的世界，除却李太白的名字和瓷茶杯外，在他的集子里找不到什么关于中国的事；他是一个纯粹的欧洲人，他不像他同时代的一部分诗人、画家，每每远渡重洋用异乡的色彩不着实际地渲染他们的幻想。里尔克的诗，由于深邃的意念与独特的风格就是在他的本国也不是人人所能理解的，在中国，对于里尔克的接受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竟有人把中国和里尔克这两个生疏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也许最生疏的事物在生命的深处会有时感到非常亲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