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诗人努力于新诗的建设，提倡格律诗，从各方面进行实验，也有人试作十四行诗，想把这个西方的诗体移植到中国来。我那时学写新诗，对格律诗不感兴趣，认为新诗刚从旧诗的束缚里解放出来，无须这样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套上新的枷锁。我只求诗的语调要保持自然，适当注意形式，至于以格律谨严著称的十四行体，我实在望而生畏，不敢问津。不料十几年后，在抗日战争时期于1941年一年内，我写了二十七首十四行诗，诗集出版不久，竟得到朱自清先生的评语：“这集子可以说建立了中国十四行的基础，使得向来怀疑这诗体的人也相信它可以在中国诗里活下去。”（见《新诗杂话·诗的形式》）这是我当初万万也没有想到的。
我首次跟十四行诗发生关系，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翻译了一首法语的十四行诗，而法语又是我不懂得的一种语言。1928年秋季的一天晚上，友人范希衡到我住室来闲谈。我们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他学法语，我学德语；毕业后有一个时期我们共同在北京孔德学校教书，他教法语，我教国文。年轻的朋友遇在一起无话不谈，也谈到爱情一类的事，他给我背诵了一首法语的十四行诗，背诵后又逐字逐句地讲给我听。同时他说，诗的作者阿维尔斯不是很著名，写的诗也不多，但这首十四行诗却家喻户晓，众口传诵。我根据他的讲解，逐字逐句地记下来，略加整理，形成了以下的一首译诗：
生命啊有它的隐微，灵魂中有它的神秘，
忽然间一个永久的爱情含孕在我的心里。
这相思是没有希望的，我只得默默无语；
并且那使我相思的人儿也未曾知悉。
咳，她永不注意，我走过她的身边，
我永在她的身边却永是这样地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