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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02 14:35:53|浏览33298次|评论34条
对于中国人来说，关于战时离乱的悲欢，总是最能够调动泪腺的题材。宋代故事《四郎探母》一直是长演不衰的。而在两岸分离之后，其中又生产出多少足以令人动容的离合。
近读钱理群先生的《血是热的》，惊异地发现他原来就是两岸分割最大的受害者之一：他的父亲和一个哥哥逃亡台湾，而母亲和许多哥姐，都留在了大陆。这个家庭更大的悲剧，乃是父亲原是台湾高级官员，而二姐和四哥，却是随解放大军南下的干部。家庭的离乱已经足够惊心动魄，而血缘至亲的心灵隔膜与对峙，更加摧人心肝。
在怀念二姐的文章中，钱先生的一段话不由得让人寻思：“我到了台湾，听到一种说法，仿佛当年反共的人才是真正要求民主的……每当听到这类高论，我都要想起二姐、四哥，忍不住要为他们当年的选择做辩护。我们不能否认当年的国民党政权是个专制独裁政权的基本历史事实。但如果把冒着生命危险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的共产党人，和他的同情者视为反民主分子，无疑是对历史的歪曲和颠倒。我们更不能囿于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因为共产党后来的重陷怪圈而否认二姐、四哥这样的20世纪40年代大、中学生中的佼佼者选择革命的历史合理性。”
在最近的几年里，关于晚清与民国的史料不断发掘出来，颇有“民国热”的气象。民国人物与民国生活的细节渐次张目：上海的美女招贴画，老照片，市井的繁荣，知识分子的自由与风度，新闻的犀利，集会游行的频密，对高层的批评与攻击，在各类出版物与网络盛行。似乎民国已成了一个新的乌托邦。政治人物的品评自然也是重点，尤其是以往面目不清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得到了愈来愈多的正面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