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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走出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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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个雨天的下午结束了《走出非洲》的翻译,深吸一口清澈透明的凉气,想起非洲六千英尺高地的风。一百年前让二十九岁的凯伦·布里克森为之震撼的云端生活,一百年后,重新带回一首昔日乐土之歌。

翻译这本书的时间里,凯伦竟成为我生活中最亲近的人。每日进入书房,知道斯堪的纳维亚裔的“谢赫拉莎德”本人会盘腿坐在壁炉前,对我娓娓讲述她十七年间在一片奇妙大陆上乐见或遭遇的一切。我听懂她平静而不失慧黠地借动物、土著、殖民者与命运诉说的心事,看见一个漂洋过海、稍显虚荣的欧洲年轻小姐怀着热爱冒险的浪漫天性,在肯尼亚扛枪狩猎,为咖啡园的收成辛苦劳作,战时像个男人一般赶着牛车穿越马赛保留地,为政府跑运输。她与那位仅以只言片语带过的丈夫没能维系住婚姻,却在独身后找到一生至爱,与其飞上蓝天,冲散盐碱湖上千只火烈鸟的粉红色烟雾。

然而,疾病、死亡、失败、割舍,却是她生命中不断出现的课题。人们以为这是一幕悲剧,是一首恋旧的挽歌,却不见她在提到土著时说起:

他们的这种特性成为我最为欣赏的特性之一。他们拥有真正的勇气:对危险的纯粹爱好。这是创造物对造物主宣读命运的真实回应——当苍穹发语时,大地隆隆回响。我有时会想,他们发自内心对我们的恐惧,其实是恐惧我们的故意卖弄。落在一个呆子手里,他们死不瞑目。

落在呆板命运的手中,凯伦也会死于悲痛。听到派对上一位老太太高谈阔论,宣称自己愿意从头再活一次,聪慧如她心里念的是:

是啊,她的人生就是那种得活上两遍你才好意思说你活过的无趣人生。一首短咏叹调你可以从头再来一遍,一整篇乐章却不行——交响乐不行,五幕悲剧也不行。如果它再来一遍,只可能是因为它演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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