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确定一点：《地下交通站》是一本纯虚构的抗战题材的小说，不是纪实文学。
故事的起因是听转业军人辛卿大姐讲她父亲的故事，她父亲曾经是九死一生的地下党员，一度活跃在保定、北平和冀中，北平的前门楼子上贴过这样的布告：“谁抓住共产党地下党员辛二牛，赏大洋十万。”
抗战时期的十万块大洋无疑是一笔巨款，也许只是敌人的虚张声势，但却由此可见老英雄辛二牛的巨大能量。我和辛姐说过很想写一本《老英雄辛二牛》的书，但老英雄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作古，而辛姐对父亲的事迹又所知不多，只知道父亲开着一间杂货铺，批零兼营，迎来送往，每天与各种人员打交道，实际做着党的地下工作。辛姐还说，父亲个子不高，身材瘦削，而腿脚利落，走起路来如无影的风。父亲住在保定，去世以后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当时很多人前来送葬，既有高层领导，又有普通百姓。但更多的情况辛姐也不知道了。于是，叙写老英雄的书就没法动笔。
我把目光转向天津。天津党史研究室的副主任于建同志曾经是我的老同学和发小，他给过我很多他们整理出版的党史资料。于是，我开始研读这些资料。接着，就慢慢产生出《地下交通站》这本书。
这本书的故事是虚构的，但这本书始终没离开抗战时期天津卫以至华北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可歌可泣的波澜壮阔、五彩缤纷的各种真实的英雄事迹。尤其是将老英雄辛二牛的精神和风采寄予了其中。因为依据了这个真实的大背景，所以，在小说结束的时候，感觉还有很多话要说，还有很多故事没有写进小说。一本书只能重点表达一件事，不可能包罗万象。于是，我想起了中共一大代表、70岁的董必武，于1956年在上海为党的“一大”展馆的题辞：“做始也简，将毕也巨”。天津和华北人民矢志不渝、流血牺牲的抗日壮歌，绝不是一两本书就能表达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