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后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两名心理研究员在探讨，实验室的女科学家应对压力的方式与男人有何不同。男人会躲进办公室，但女人会把饼干带到实验室的会议间，与别人一起喝咖啡。忘了或战或逃吧，他们开玩笑说，女人互相照料。
这个玩笑印在其中一个女人脑海里，她就是博士后研究员劳拉·库西诺·克莱因。心理学研究表明，压力会导致攻击，但这不是她的体验，也和她观察到的其他女人的反应不符。她们更愿意和别人谈论自己的压力，和所爱的人在一起，或者把压力导向关怀别人。她怀疑科学是不是忽略了压力的某个重要方面。
克莱因决定深挖，她惊奇地发现，90%发表的压力研究都是关于雄性的。动物研究和人类研究都是如此。当克莱因与实验室主管谢利·泰勒分享这个发现时，泰勒也受到触动。她对实验室成员提出挑战，研究压力的社会面，尤其对于女性。在对动物和人的研究中，她们找到证据，压力能提高关怀、合作和同情心。压力之下，女人更照顾人——关怀别人，包括她们的孩子、家庭、配偶或社区，也更友善，强化社会纽带的行为更多，比如倾听、花时间在一起，及提供情感支持。
而当照顾与友善理论，开始用来研究女性压力反应时，它迅速拓展，也把部分男性包括进来——因为男科学家说：“嘿，我们也会照顾人，也友善啊。”泰勒的团队和其他研究组一起开始证明压力不像科学家一直认为的那样只激发自我防御。它也释放保护部落的本能。这种本能有时候在男女身上表现不同，但两种性别都有。压力时刻，男女都表现出更信任别人，更慷慨，更愿意冒牺牲自我的风险而保护别人。
在我最近一次演讲提到照顾与友善理论时，一只女人的手嗖地举起。“我觉得这个理论还需要大量分析，”她说，“这完全和我在商业世界几十年的经验相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