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重庆的童年，我的生活是明快的色调，那么，从十二岁全家搬到南京开始，灰色就逐渐笼罩了我的生活。这样的基调后来贯穿了我的整个中学时代。
小资本家爷爷
我爷爷很像电影《林家铺子》里的那个掌柜。爷爷是扬州邗江人，十几岁时一个人挑着担子进城当学徒，慢慢积累了本钱，后来开始自己做买卖。再后来，生意做大了，他和两个朋友合伙开了个钱庄。在那个时候能开钱庄应该算比较发达了。听我的叔叔伯伯们回忆，大概在一九四九年，爷爷还上过国民党的金融年鉴。当然，我有些怀疑那种年鉴跟现在一样，是给点儿钱就能上的那种。但不管怎么说，我爷爷都应该算小资本家了。
无法兑现的金条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的炮声近了。爷爷和他那两个朋友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去台湾。如今的我无论如何也弄不到二〇一二的船票，而当时我爷爷如果变卖家产，是能让一家人去台湾的。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爷爷权衡再三，终于横下一条心——不走了！今天我估计，老爷子当年最主要的判断恐怕是，自己又不是什么大资本家，要镇压资本家也轮不到他这样的小资本家头上。最后爷爷把家产全变卖了，留了下来。
爷爷的两个朋友也抱着同样的心态留了下来，都变卖了各自的家产，最后三家人凑了一百根金条——那时候的法币跟草纸没什么两样，只有金条是硬通货。他们把这一百根金条存进了当时的国民党中央银行，票据上写了我爷爷和他两个朋友的名字，三人各执一份。
等到一九四九年后没多久，他们就发现这件事儿说起来变得很可怕了——虽然他们没去台湾，但在那个年代，家里存着国民党银行的金条存单也是天大的罪过。三家人冒着杀头的风险，想尽各种办法保存着各自的银行存单，一直保存到了“文革”之前。但当红卫兵开始大规模抄家后，他们也就不敢留着那张存单了——如果被抄家抄出来，真不敢往下想。万般无奈之下，我爷爷把金条的存单悄悄烧了，和另外两家人也失去了联系，爷爷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