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82年生的金智英(再版)

二〇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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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论多么有能力,表现多么优秀,只要解决不了育儿问题,女职员都免不了会有这些困扰。

根据金智英与郑代贤的陈述,粗略整理金智英的人生大概就是如此。她每周来接受两次心理咨询,一次四十五分钟。虽然她的症状好转了许多,变成别人的频率也大幅降低,但仍未痊愈。我为了帮助金智英解决当下的抑郁与失眠问题,开了一些抗抑郁的药物和安眠药给她。

刚开始听郑代贤诉说妻子的症状时,我怀疑会不会是过去只在书上看到过的人格分裂,亲自见过金智英以后,才确定应该是典型的产后抑郁延伸到育儿抑郁所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咨询,我变得越来越没把握,并不是因为金智英出现抗拒反应或自我封闭,而是因为知道金智英选择的人生之后,我意识到是自己太急于诊断,这并不是误诊,而是原来还有我从未想过的一面。

她通常不会马上抱怨自己当下遭受的不当待遇或痛苦,也不会一直沉浸在儿时的伤痛当中,虽然不容易先开口,但一旦打开了话匣子,就会愿意主动对你掏心掏肺、侃侃而谈,讲得有条有理。

要是我只是一名平凡的四十多岁的男性,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这些事。我想到了我的妻子,我俩是大学同学,她比我会读书,也比我更有雄心壮志,然而她最终放弃了大学教授的工作,改当领固定薪水的医生。想到她最后离开职场的过程,我终于知道,原来身为韩国女性,尤其是孩子的母亲,背后究竟饱含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辛酸。其实身为不是生产与育儿主体的男性,在没有像我这样遇到金智英这样的特殊案例前,不了解也是必然。

我父母的家在其他城市,太太娘家又远在美国,只好把孩子送去幼儿园,并轮流拜托不同的保姆照顾,如此这般,好不容易才苦撑下来。孩子终于上了小学后,下课后会送去安亲班(1),跟老师学跆拳道、跳跳绳,等待母亲下班去接他。妻子对我说,她好像这才总算能好好喘口气。但是,就在暑假开始前,妻子被老师请去学校一趟,原来是因为孩子把笔芯插进了同学的手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