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传习录:叶圣陶点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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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未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工。故区区专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著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实致良知,则自无忘之病;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故说“格、致、诚、正”,则不必更说个“忘、助”。孟子说“忘、助”,亦就告子得病处立方。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告子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又焉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弊乎?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一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

【译文】

“必有事焉”就是“集义”,“集义”就是“致良知”。说“集义”一时还抓不住重点,说“致良知’当下就可以实际用功,所以我专门讲解“致良知”随时在事上致其良知,就是“格物”,着实去致良知,就是“诚意”,着实致良知,而没有一点点私心妄意,就是“正心”。踏实地致良知,就没有忘的毛病,没有一点点私心妄意,就自然没有助的毛病。因此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不必再说“勿忘勿助”了。孟子说“勿忘勿助”,是为告子的毛病下的功夫。告子强制内心,是“助”的毛病,因此孟子专讲“助”的危害。告子之所以犯“助”的毛病,也是因为他认为义在心外,不知道从自己内心中“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所以才会这样。如果时时刻刻在自己心中“集义”,那么良知的本体自然能够洞彻明白,是非自然都能纤毫毕现,又怎么会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毛病呢?孟子“集义”“养气”的学说,固然对后来学者大有功劳,然而这也是对症下药,从大体上说,就不如《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极为精一简易,上下贯通,万世都没有弊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