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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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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潮湿、闷热、低云灼烧的日子,我拿到了东莞居住证。

作为身份证的赝品,这个四方形硬卡片的表面,有层憔悴的光(在银行,它并不被承认)。那个将它发给我的警察眼神里映射出这样的含义:一个人,无论他的家乡有多么坏,任何逃离它的人,本质都是可鄙的,因为他生活在那个场之外,他让自己变得像个私生子。

我并不同意这种苛责。

迁徙对于一些作家意味着死亡,而对另一些作家,则是重生。

或者更武断一些:死亡的,是那些曾经在故乡有着强烈优越感的作家。

在新疆乌鲁木齐,我过的是靠稿费维生的自由写作生活。抵达东莞后,我的生活本质并未发生改变,所不同的,是我的外部环境。新环境让我每每陷入窘迫、颓废、悲愤乃至深思的境地中,好像我太孱弱,根本无法承受这些浓烈情绪般。我总是那么敏感。我被投进一个速成器,在短短几个月内,要将本地人用十几年、二十几年掌握的生活能力,悉数学会。

适应东莞生活的第一步,是将以“公斤”计算的习惯,改变成“斤”。

这种东西陡然少了一半而价格还比原来贵的日常生活,对操持一日三餐的主妇来说,是痛苦的。核算出一根黄瓜价值四元时,我的心尖一抽一抽地疼。我从不轻易买肉。如果馋,就买秋刀鱼,放上豆瓣,将膻腥味遮住。我敏锐地发现,每晚九点后,超市的食物要打折,便总赶着那个点去抢购。

在银行,我的新疆身份证引来穿着制服的柜台人员的惊呼,除了汉字,还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文字赫然展现;在大街上,我突然愣怔,招牌上明晃晃的“猪脚饭”,令我的眼仁儿生疼,像即刻就要流出眼泪(在新疆,某些词语是禁忌);在公交车里,我听不懂妇女叽里呱啦的聊天。一个字都听不懂。我是从“出边落紧雨(外面正在下雨)”“有呣担遮啊(带伞了吗)”开始学习白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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