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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雕刻家刘开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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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刘开渠认识,是在十三四年前头,大约总当民国十一二年的中间,那时候,我初从日本回来,办杂志也办不好,军阀专政,社会黑暗到了百分之百,到处碰壁的结果,自然只好到北京去教书。

在我兼课的学校之中,有一个是京畿道的美术专门学校;这学校仿佛是刚在换校长闹风潮的大难之余,所以上课的时候,学生并不多,而教室里也穷得连煤炉子都生不起,同事中间,有一位法国画家,一位齐老先生,是很负盛名的;此外则已故的陈晓江氏,教美术史的邓叔存以及教日文的钱稻孙氏,比较得和我熟识,往来的也密一点。我们在平时往来的谈话中间,有一次忽而谈到了学生们的勤惰,而刘开渠的埋头苦干,边幅不修的种种情节,却是大家所公认的事实。我因为是风潮之后,新进去教书的人,所以当时还不能指出那一个是刘开渠来。

过得不久,有一位云南的女学生以及一位四川的青年,同一位身体长得很高,满头长发,脸骨很曲折有点象北方人似的青年来访问我了;介绍之下,我才晓得这一位象北方人似的青年就是刘开渠。

他说话呐呐不大畅达,面上常漾着苦闷的表情,而从他的衣衫的褴楼,面色的青黄上看去,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埋头苦干,边幅不修的精神来,初次见面的时候,我只记得他说的话一共还不上十句。

后来熟了,见面的机会自然也多了起来,我私自猜度猜度他的个性,估量估量他的体格,觉得象他那样的人,学洋画还不如去学雕刻;若教他提锥运凿,大刀阔斧的运用起他的全身体力和脑力来,成就一定还要比捏了彩笔,在画布上涂涂,来得更大。我的这一种茫然的预感,现在却终于成了事实了。

民国十二年以后,我去武昌,回上海,又下广东,与北京就断了缘分。七八年来,东奔西走,在政治局面混乱变更的当中,我一直没和他见面,并且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前年五月,迁来杭州,将近年底的时候,福熙因为生了女儿,在湖滨的一家菜馆,大开汤饼之会;于这一个席上,我又突然遇见了他,才晓得他在西湖的艺专里教雕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