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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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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小京

我出生于一九六三年,喝着“文革”奶长大。

偶然碰到儿时的邻居叔叔阿姨,他们总夸我小时候聪明,“能背诵所有毛主席诗词和老三篇”。那时我应该三四岁,据说我本身就是节目,永远不厌其烦地为任何人背诵,来者不拒。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过自己的背功。我猜毛主席诗词和老三篇对于三四岁的我来说,是水果糖或者糕点。

当时,我在北京市府大楼附近的幼儿园,玩伴中一对双胞女的名字很好记,“东方红”和“太阳升”,没姓。她们的父母给她们起这等名字,至少能起到某种意义上的保护作用:欺负她们,谁敢?

一次在大街上,母亲突然一把把我拉到墙边,以免被奔跑的一群人撞倒,他们追赶上他们的猎物——一个年纪挺大的人,一片嘈杂。他是给他们架走的,除了几块砖头和折断的木棍外,地上还留下几滴血。

我跟着母亲参加过一次卫生系统的批斗大会,在卫生局楼前。口号声响起,我吵着要抱要看,母亲不抱。我跑到另一边,一个邻居叔叔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我看见台阶上站着一排挨斗的人,一律低头,每位有三人执行:两人反押双臂,一人立后揪着挨斗人的头发。我当时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反正听到哪里开批斗会,我经常要去看,就像现在的孩子去动物园。

搬家后,我转到北京西郊一个军队大院的幼儿园。搬家其实一点没有意义。母亲是儿童医院的大夫,当时在房山下放,喂猪;父亲是军人,在地方上“支左”,几乎不回家;妹妹被寄放在永定门附近的人家,我简直就是幼儿园的永久居民。周末我不孤单,十几个孩子缠着厨房李大爷,他是老红军,一讲故事就是长征时他怎样把皮带煮出香味。

我们学跳舞和唱歌,跳过一种西藏长袖舞和带翻跟头动作的红军舞,唱的歌多为样板戏,因嗓子不好老师只让我演刁德一。每次演出完能得到一包饼干,那种饼干我自己也经常买,两角钱一包。我们也画画,大院报社的美编叔叔当着大家的面一会儿就画了一幅刘少奇的漫画,之后加上的叉子好像用的是红蜡笔。我羡慕极了,因为我画半天也不像。我发觉画画是件令人激动的事,我的习作不断出现在纸上、墙上、马路上,有一次竟是在一个弱小男孩的外衣上。我善于使用彩色铅笔和蜡笔,粉笔不好掌握,不鲜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