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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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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黄全愈

一九六八年底,“武斗”结束,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占了上风,学校归了我们。

我的嗓门大,一开批斗会,“工宣队”李阿婆就让我领喊口号,什么:“打倒×××!”“×××不低头,就叫他灭亡!”其实,×××就是“蔡包子”。尽管我总是乘乱时才喊,但你想让“蔡包子”知道我领着人叫嚷他“灭亡”,他会怎样想!而且,领喊口号这种活儿不好干。跟着人瞎起哄还可以,领人喊,个个听着你,本来就紧张,有的口号还来点“对仗”什么的,容易倒转喊错。有个贫农出身的老师领喊口号时,把“越南必胜,美帝必败”喊成“越南必败,美帝必胜”,当场就被抓了起来。何况我是个“右派”的儿子,领喊口号时又诚惶诚恐的,那种日子才真叫左右不是人。既怕对别人喊口号,又怕有一天别人会对我喊口号。我心里隐隐在期盼一种解脱。正在这时,最高指示下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当工宣队宣布:“为迎接毛主席送来的知识青年,贫下中农把结婚的新房让出来,提前把过年的粽子都包好了!”我一边鼓掌一边流泪。虽说不是去天山的边疆,十万大山也是边疆!

插队就是与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可能是为数不多的真正与贫下中农“四同”的知青,即“三同”再加上“同睡”。结婚的新房,我们那里没有见到,我被分配与户主阿德同睡一铺床,稻草垫得厚厚的,同床的还有三四个阿德的孩子。阿德说,他在这睡时,我睡最里边,孩子们睡中间,他睡最外面。他不在这里睡时,我睡最外面,以防小孩掉下床。我也搞不懂他怎么会有时睡这里有时不睡这里,不睡这里时又睡哪里?每次我要落实睡里边还是睡外边的时候,阿德总有点不自然。有时我睡外边,醒来不知什么时候,他已在里面睡得稀里呼噜的;有时我睡里面,孩子掉下床哭得死去活来,这才发现整夜外边都没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