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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针针扎在专制的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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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名儒梁章冉的《海国四说》,“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统领限年而易……终未尝以人变法。既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国家法政的总决定权在人民,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又使总统届期必退,即无论何等样的恋栈者俱不可行。对最高统治者本人来说——“为统领者,既知党非我树,私非我济,则亦惟有力守其法,于瞬息四年中,殚精竭神,求足以生去后之思……又安有贪侈凶暴,以必不可固之位,必不可再之时,而徒贻其民以口实者哉?”谈政体的文字在这本书中不太多,然一旦涉及,其认识往往深入骨髓,精到的眼光与把握令后世相当多的长文专论所望尘莫及。

其后魏源编撰巨著《海国图志》:“呜呼,弥利坚国,非有雄才枭杰之王也,涣散二十七部落,涣散数十万黔首,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坚壁清野,绝其饷道,遂走强敌,尽复故疆,可不谓武乎!……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非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洵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公乎!”已相当明确地肯定制度的约束力量,以及那种“最不坏”的巧妙设计,对议会架构的介绍与美誉对维新运动大有启发。《后叙》说美国宪法“可垂弈世而无弊”。

同时期的郭嵩焘,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而胸怀却远远超越洋务意识。他曾襄助曾国藩出办团练,建湘军。中年时期至上海,接触西人西学。晚年力陈西方立国之本在政教,若仅于技术方面师其长技,乃舍本逐末。出使英国,为中国遣使驻欧之始。两年多使外期间,有60万言记述,得出“西洋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的结论(《使西纪程》)。保守派据为把柄,予以攻击。汪荣祖先生《走向世界的挫折》145页写道:“郭氏以礼为治事之必须。儒家的礼就是儒家的制度。……他认为礼须不违于时,则以礼为本的政教,岂能不应时而变革?”郭氏言“时者,一代之典章,互有因革,不相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