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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文人吴相湘身上的参谋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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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吴相湘大学毕业时,正赶上抗战军兴。在其心理上,有一个从文化人到军人的转变。他看到国军机械化第二百师在长沙郊区整训,不禁升腾起从军愿望。“我国新式机械化部队第二百师即驻扎这公路附近,德国的战车炮车,满涂迷彩,或隐蔽于树木中,或训练行驶于公路上,雄壮军容,辘辘车声,使我精神兴奋,更自惭形秽。”

吴先生本来具有参谋的潜质。对战略精神的辩证思索,战争进与退、战略大纵深,其思考极有见地,从而纠正了历史上长期讹误。这种讹误包括大文人、史学家的隔行如隔山的错误。吴相湘抗战胜利后复归其史学专业,开拓出崭新的境界。

他于1937年10月中旬到长沙战区司令部谒见薛伯陵将军,奉派为参谋处编译股编译。从此穿上军装。

在战区参谋期间,发挥他史学专业的长处,与参谋处其他科组的作战参谋交流。八年抗战期间,他也曾深入敌后,并在敌占区腹地生活、办报、侦察等。

第一、二、三诸课主管作战、情报、后勤等业务,与编译股同在一幢房屋内,各课的参谋与吴相湘等人朝夕相处,非常融洽。他常常请教他们兵学术语以及研读军用地图,作战参谋也问他一些史学问题。每逢一次会战结束,司令部的重要文件及各部队战斗详报先后集中参谋处,编译股同仁就开始研读及编纂;参与作战、策划的参谋人员随时答复其问题。

吴相湘先生说:“我国先哲有言——用兵不如用民。”西方兵学家克劳塞维兹大将论“后退作战”,更有“此法所以能使攻者陷入力尽势穷的状态,尤非要塞和民众的协助不为功”。

会战结束以后,参谋处和赵子立提及国史上是否有“后退作战”先例一问题时,我曾指陈:众所熟知的三国大胆将军姜维是这一后退决战法的最早创议人,时在258年,实行于263年(《三生有幸》87页,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