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以前，丫头在一家破败的电子厂当会计。
那个破单位、破工厂，干了快3 个月了，一直不提加工资的事情，有一次，她自己提了，结果大老板说加500。
后来，小老板告诉丫头，大老板说，加100。
我从丫头沮丧的表情上读出了她的委屈，她说，她给小老板讲了，100等于没加，她不干，走人！
我可吓坏了。
我们两个人，那时候就像刚刚在修复伤疤的战士一样，怎么还没好就去战斗呢？可丫头的态度很坚决，老子不受这个气。
罢了罢了，最后她争取到了300，加了300。
为这破事，丫头在我面前哭了两次。后来，我小心翼翼地问她，你没在单位哭吧？
她说，才不呢，为那死老头我流神马（什么）泪？
再说说搬家的事情吧。
也就是从6 楼搬到5 楼，说是单位规划。
那些日子弟弟在深圳，有次听说要“搬家”，我三分钟内给小的打了三次电话，当着丫头的面，我们三个人算是达成一致了。定好那个周二搬，小的周二下午过来，然后周三下午去上班。
简单的一次搬家，各方面都说好了，最后又接到通知不搬。原因是老板跟她女儿不想在一起干了。在这边的厂区，她女儿的200 多号工人也在。他和她女儿女婿的矛盾那是陈年的了，越积越多啊。
老板定期去加拿大几天，有些生意上的事情，还得女儿照应不是？但这照来照去的，就出了矛盾。
他们好像商量了要搬厂房，整个车间设备，员工工人都搬……跑题了。
两年了，当我再次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总有很多点滴像电影画面一样浮现在眼前，或模糊朦胧，或清晰昭然。
那时候，还是像现在一样，习惯了熬夜，也喜欢熬夜。快要睡觉的时候，也就半夜三四点了，然后叫起丫头，给她一杯凉白开，然后再很清醒地聊几句，听着她沉沉睡去，我又海阔天空地想啊想，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