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与海》和现代管理学都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在许多中国学者眼里，它们分别在各自的领域代表着一种令人仰望的高度。
我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作家。跟那些哈洋族学者相比，我是一个很中国的另类。我承认，《老人与海》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关于这些，你们可以从本书中找到我的论述。人生好像一片苍茫的大海，你我都是久经沧桑的老人。《老人与海》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在一片苍茫之中隐约透露了某种神秘的暗示。我曾经多次拜读这部小说，对小说中的那些暗示感到痴迷，并且情不自禁地翻译了自张爱玲、余光中以来的又一个中文版本。
但我要说明的是，那些哈洋一族的中国学者跟我不一样。他们之所以推崇美国文化，不是因为那些暗示，而是因为他们的围城困境。何谓围城？按照钱钟书的说法，乃是城里城外两种奇怪的心态，即：城外的人因为憧憬想进来，城里的人因为厌倦想出去。由是也，人们总是在追求一种想象中的快乐生活。老婆似乎总是别人的好，反之亦然。家乡的美总是要等着别人来发现，在这种美被发现之前，许多人早已看腻了，甚至怀着对远方的向往而远走高飞。在哈洋一族的学者们眼里，外国的月亮也似乎总是比中国的圆。
《老人与海》所描述的是一种人生的困境。从本质上讲，现代管理学的困境，其实也就是这种人生的困境。美国人有美国人的困境，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困境。尽管中国人的困境有可能数倍于美国人，但我依然想弱弱地问那些哈洋族学者一句：这种陷在困境中的现代管理学，能够解决中国人的困境吗？大约在10年以前1①，当同行们还在把那些从欧美引进的管理学理论奉为经典的时候，我开始冷静下来，希望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为现代的人与企业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