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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一 国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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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偏是武昌

1906年开启的君主立宪政治改革,一路走来,大体上风平浪静。

即便发生了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相继去世这样大的突发事件,清政府的政治改革也没有抛锚暂停的迹象。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经历1905年的短暂辉煌后,很快就因清政府的政治改革而受到极大的挫折,过去我们不明所以,将那前后的吴樾舍身炸五大臣、徐锡麟舍身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以及同盟会领导层孙中山与章炳麟、陶成章等人闹别扭,章炳麟、苏曼殊、刘师培夫妇或设法回归社会主流,或设法谋求财政支持西天取经,看作君主立宪开启对革命的遏制。这也符合积极推动君主立宪的戴鸿慈等人对立宪效果的判断,他们坚定地认为,立宪是一项有助于政治统治的大事业,立宪不仅利于君,而且有助于消弭革命,使革命在悄无声息中走向终结。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清政府在关键时刻出了状况,湖北新军首举义旗,一场原本具有极大希望的政治变革最终走上失败的道路,两百多年历史的大清帝国顷刻瓦解。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湖北新军发动起义呢?武昌起义的目的究竟何在?

四川局势在恶化

简单地说,引爆武昌起义的是清政府的两个重要决策,以及此后僵持数月而没有结果的拖延战术。这些原本并不错误的错误终于激起新军官兵的严重不满,他们在经历几个月的忍耐蹉跎后终于揭竿而起,表明立场。

关于两个重要决策,第一个是将责任内阁弄成了亲贵内阁或皇族内阁。这使那些原本准备通过改革分享权力的立宪党人彻底失望,立宪党人不过是一批文人,他们即便失望也闹不出大乱子。但是第二个决策失误就不一样了,铁路干线国有则引发了全国性的抗争。

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极大挫伤了民族资本的尊严,伤害了他们的利益,尤其是四川,在哥老会及革命党人的策动下,利用这个话题扩大危机。四川局势僵持不下,朝廷不愿意接受教训、下诏罪己,终止或中止铁路国有化,或者宣布全额补偿绅商损失,或者如广西巡抚沈秉堃建议,请邮传部宣布将川汉铁路公司中所有零星民间股本一律偿还,至于川路中经营亏损、倒账亏损,也先由邮传部垫认。至于具体的责任,完全可以待事态平息后仔细调查。而邮传部和盛宣怀到了这个时候依然继续较真,与民争利,不愿让步,表示川路原有股东中有愿意在铁路国有化之后继续投资者,可以参照湖南的方式,按照一比一的比例配给国家铁路股票,一律分红分利;不愿继续投资的,参照广东的方式,一律实发六成现金,其余四成另给国家印票,分两年给还。至于川汉铁路公司实收股本,国家既全数认还,那么虚糜及倒账之款,也就包括在内了。这种拖泥带水的表态,虽然较前有了很大改善,但毫无疑问,已经对四川愤怒的绅民没有多大吸引力了。四川的局势仍在恶化中,并终于引发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府门前的流血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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