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中国圣雄:梁漱溟传

调和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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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统一建国同志会由于没有建立起正式的组织系统,过于松散,多数时候只是以一种聚餐的方式座谈时局,参加者各有各的事业和组织,故而对统一建国同志会的事情亦都不太起劲。

1940年12月23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参政员名单正式公布。这个名单总额上虽有所扩充,然对上届在选的非国民党人士或敢言之士如章伯钧、陶行知、沈钧儒等反而被排斥在外,所增加的则多是国民党内的人。

梁漱溟仍在这个名单上,但当他在第二天(24日)早上看到报纸上发布的这个名单后,使他由先前对国民党略感失望变得更加失望。他认为,国民参政会只不过是一个战时民意机关,形同虚设,若多罗致几个非国民党人物,在国民政府至少亦可装点门面。而执政的国民党偏偏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使大量党内闲人挤进来吃闲饭,真算没出息到了家。这不能不使对国民党恨铁不成钢的梁漱溟深深失望。

郁闷中梁漱溟出门散步,不知不觉走到重庆新村四号张君劢的住处,遂进去与张君劢就此事交换看法。稍后,黄炎培、左舜生亦先后到来。在对新公布的参政员名单问题上,他们似乎有着共同的感觉与看法。

四人相谈,感慨同深,自晨至暮,讨论整日。在相互敦勉的气氛中,他们共同感到应该提出一个方案以促进问题的解决。黄炎培激动地站起来说:大家不应妄自菲薄,而应当自觉地负起大局的责任,吾辈调解国共,必须有第三者明确的立场和主张。

梁漱溟也认为统一建国同志会局促内地,深受执政党钳束,不容有所表现。张君励也认为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组织形态太过松散,很难起到第三者的作用,各中间党派必须进一步联合起来,另外组织一个组织比较严密,比较有力量的统一组织。鉴于重庆的政治环境,张君劢还建议,新成立的政治组织在最初阶段应该秘密进行,布置一切,必须在国民党控制不到而又极接近内地的香港建立言论机关,只有不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才能讲他们所要讲的话,然后以独立的姿态出现,不必取得政府当局的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