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帝国设计师:董仲舒传

二、师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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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仲舒出生之前,西汉王朝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诸侯封建割据的局面基本得到控制,中央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基本得以确立和逐步巩固,在黄老政治与民休息的无为思想指导下,人民得离战国诸侯相争、楚汉诸强相互残杀之苦,一个经济上渐渐由复苏到繁荣,政治上由分裂到统一的局面正在慢慢形成。

政治局面的稳定,经济生活的繁荣,使汉王朝于惠帝四年即公元前191年,痛下决心废除了秦王朝不得私藏诗书的禁令。时距董仲舒出生12年。这一禁令的废除,使得儒家经传、诸子杂说纷纷重现。加上汉王朝从建国伊始就重视人材的培养与选拔,如高祖十一年(前196年)下诏郡国访求贤才;文帝即位之初(前179年)要求地方政府选贤举能——这一年正是董仲舒的出生之年。所有这些都诱使当时的富家子弟又埋首经典,追逐于仕禄之途。

董仲舒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他的早年如同一切富家子一样,为追求功名富贵而发愤求学。

据比较可靠的传说,董仲舒在其青少年时代,即已博览先秦诸子,除专攻《公羊春秋》和阴阳五行学说外,对传世的儒家经典诸如《周易》、《诗》、《书》等均有深湛而独特的见识与研究。[1]其学习精神十分刻苦,“尝乘马不觉牝牡,志在经传”。[2]董仲舒的这种劲头一直保持到晚年,“专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窺园中菜”。[3]对学问的追求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境界。

关于董仲舒的师承渊源,司马迁、班固都没有明说而隐约其辞,这大概在当时是不言自明的事。司马迁与董仲舒是同时代的人,少年时曾从董仲舒问《春秋公羊》学,《太史公自序》等篇中“余闻董生曰”,便被学者认为是引述乃师董仲舒的话。[4]

司马迁既为仲舒弟子[5],其隐约其辞地描述乃师董仲舒的师承渊源线索应该大体可信。在《史记·儒林传》中,我们可以寻绎出董仲舒《公羊》学的师承脉络。简單地说,公羊高为子夏弟子,四传而至公羊寿,当汉景帝时始与胡毋生著于竹帛。其时,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明于《公羊春秋》,而齐之言《春秋》者又多受于胡毋生。胡与董均以《公羊》名家,且同为景帝时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