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碎的爆竹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听到窗子外面有一个苍老的声音骂道：“……这些猴儿崽子，开的什么穷心？年过了这多天，还直放麻雷子、二踢角。这年过的有什么痛快？山东省闹土匪，直隶闹蝗虫，黄河闹水灾，煤、面全涨钱。这大杂院里，除了张先生也没有谁作官，哪里来的这么些个容易钱，到了初五六，还直让小孩子过年？”
最后几句话，是我惊醒之后听到的。这时，我正在北京农商部当一名小办事员，大小是个官。睁着眼睛一看，墙上挂着的月份牌，上面大书“中华民国八年阳历二月，阴历正月”。大杂院里这位卖切糕的街坊大胡子骂得痛快的时候，也是我该到部的时候了，怎么还睡觉？于是匆匆起床，将白泥炉子上放的隔夜水壶，倒着漱洗过了。头上戴了兜头线帽，围了一条破毡子旧围巾儿，锁门就走。
当个小办事员的人，决没钱买大衣。北京这地方又冷，不这么穿着不行。出得门来，这冷僻胡同里的积雪，依然堆着尺来厚，脚在雪上踏着，唏唆作响。那西北风像刀割似的迎面吹过，把人家屋脊上的积雪刮了下来，临空一卷，卷成个白雾团子，然后向人扑来。任是围了破毡子，那碎雪还向衣领子里钻进来。我虽穿了一件天桥收来的老羊皮，不觉还打了两个冷战，鼻子出来的气，透过了兜帽的窟窿，像是馒头出笼屉，热气上冒。沿了鼻孔的一转帽沿，都让气冲湿了。心想，不过为了三十块钱的薪水，冒了这种风雪去办公，实在辛苦。
正想着，一辆汽车自身后追了上来，把地面上的雪烂泥浆，溅了起来，汽车两边就飞起了两排泥雨，溅了我一身的泥点。汽车过去了能奈它何？由那车后身窗子里望去，一对男女厮搂着，头挤在一边。那汽车号码是自用六零六，巧了，这就是我们总长坐着办公的车。不用说，车上那个男人是我上司赖大元总长。慢说我一个走路的人，追不上汽车去讲理，就算追得上，难道我还敢和总长去辨是非不成？叹了一口气，只好挨着人家墙脚，慢慢走到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