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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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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历译书处倦游归来,我那时又失业了。为了生计问题,我不能空闲无事。幸而我以卖文所得,少有积蓄,家用又极省,虽然苏州的生活程度,渐亦提高,非比往年,但每月有十元左右,亦足支持。我偶然译写一部书,得百余元,足供数月之用,亦颇优游。那时苏州兴学的风气已开,但私塾还是未灭,且有人劝我设帐授徒的,我再做教书先生吗?无论如何,这只冷板凳坐不住了。

东来书庄那时已成暮气了,自从我到南京去后,我们励学会的诸同人,除了戴梦鹤故世外,大半亦都离开了苏州,如汪棣卿、李叔良、马仰禹,都去了日本,有的学法政,有的学师范。祝伯荫到上海,到了大清银行为行员,后改为中国银行后,他一直在那里。

因此东来书庄无人管理,不知哪一位股东,介绍一位经理先生来,是位镇江人,我已忘其姓,以前在钱业中做过事,对于书业,完全是外行了。

有人来问他:上海新出版的什么书有吗?他也不说有,也不说没有,只是昂起头想。想了半天,再去翻书,实在他不知道这书到底有没有,因为当时不流行把新出版的书,摆在外面,须在书架上去寻。顾客看到他这种态度,早已等不及拔脚跑了。东来书庄资本小,不能多添书,别的书坊,也渐渐带卖新书了。加以观前街渐趋热闹,房东又说要加租,因此感觉到入不敷出,而同人的兴趣也已阑珊了。我们于是加以商议,就此关门大吉,便把这个书店结束了。

关于苏州兴学的事,好像全是地方上几位开明的绅士发起的。那时候,清廷还没有明令要叫各省开学堂咧,各省自行发动,地方官也不瞅不睬。苏州本来私塾最多,读书人靠此为生,现在要把那些私塾废止,改成小学堂,第一就是没有师资,不要说那些冬烘先生无所适从,便是那班翰林进士出身的大绅士,对之亦觉茫然。于是地方上便派一班青年而有才气的人,到日本去学习师范,回来可以当小学教师,这一班人大约有十余位,而我友汪棣卿、李叔良皆在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