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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学校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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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到了时报馆,从事于记者生涯以后,我是决计放弃了教书工作了。我自从十七岁父亲故世后,即开门授徒,做了一个小先生,一直处馆教书,坐热了那只冷板凳。以至脱离私塾制度,又踏进了新式教育,什么吴中公学社咧,又是山东青州府中学堂监督咧,真是“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一回,到了上海来,上海也正在各处兴办学校,一到上海,就有人来请我去当国文教员,我实在对此厌倦了,便一概加以婉辞。

然而到底不能脱去这个樊篱,第一个破我戒的,便是史量才。量才在西门外高昌庙地方,开了一座女子蚕业学校,除了养蚕时期,女学生都要服务以外,其余时间,便同别的女学校一样,只不过加一点与蚕桑有关系的学科而已。他是常常到时报馆息楼里来的,时报馆的几位编辑先生,如陈景韩、雷继兴、林康侯等被他拖去教书了,我初到时报馆,他便以我为鹄的了。

我起初拒绝他,我说:“我已教了十余年书了,旧的、新的,都已教过,对此渐少兴味,我现在要换换方向了。况且我现在也没有工夫教书,时报馆、《小说林》之外,偶有余闲,还得要写一些小说。”但量才百方劝驾,他说:“你镇日埋头写作,也未免太闷损了,必须换换空气。况且我不是天天要你来,一星期来三天或两天,每星期担任五六个钟头的课,终可以抽出这工夫吧?《时报》是在夜间,《小说林》在上午,那么下午你有工夫了。”

他又说:“山东青州府蚕桑学堂中教员,都是我的老同学,我知道你在青州办学堂,很为吃力,但是上海的学堂非青州之比,尤其是女学堂。你不曾到女学堂来教过书,何妨来试试呢?把山东的男学生,和上海的女学生,作一比较如何?并且我们学校里,到四月里就要养蚕了,蚕忙的时候,便不上课,现在到养蚕时节,至多只有两个月,那是很轻松的事,况且景韩、继兴,他们也来教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