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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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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突承璀,闽人也,以黄门值东宫。

仇士良,循州兴宁人,顺宗时得侍东宫。

杨复光,闽人也,本乔氏,少养于内侍杨玄价家。

同书二〇八《宦者传下》云:

田令孜,蜀人也,本陈氏,咸通时历小马坊使。

据此,可知唐代阉寺多出自今之四川、广东、福建等省,在当时皆边徼蛮夷区域。其地下级人民所受汉化自甚浅薄,而宦官之姓氏又有不类汉姓者,故唐代阉寺中疑多是蛮族或蛮夷化之汉人也。

唐代中国疆土之内,自安史乱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兹先举二三显著之例,以见当时大唐帝国版图以内实有截然不同之二分域,然后再推论其种族与统治阶级之关系焉。

杜牧《樊川集》六《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云:

秀才卢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

《通典》四〇《职官典》末载杜佑建中时所上“省用议”(参《新唐书》一六六《杜佑传》)略云:

今田悦之徒并是庸璅,繁刑暴赋,唯恤军戎,衣冠仕(士)人遇如奴虏。

此可以代表河北社会通常情态,其尚攻战而不崇文教。质言之,即渐染胡化深而汉化浅也。当时汉化之中心在长安,以诗赋举进士致身卿相为社会心理群趋之鹄的。故当日在长安文化区域内有野心而不得意之人,至不得已时唯有北走河朔之一途。《昌黎集》二〇《送董召南游河北序》乃世所习诵之文,兹为阐明长安集团与河北集团政治文化对立之形势起见,仍移写之于下,并略诠释,以佐证鄙说。至韩退之不以董召南河北之行为然之意固极明显,不待解说也。其文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