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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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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明末流寇的兴起,是一个社会组织崩溃时必有的现象,如瓜熟蒂落一般。即使李自成、张献忠这一群农民领袖不出来,由那贵族、太监、官吏和绅士所组成的压迫阶级,也是要被它脚底下踏着的阶级所打倒的。这阶级的对立,在当时已经有人看出。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兵科都给事中曾应遴奏道:“臣闻有国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今天下不安甚矣,察其故原于不均耳。何以言之?今之绅富,率皆衣租食税,安坐而吸百姓之髓,平日操奇赢以役愚民而独拥其利,有事欲其与绅富出气力,同休戚,得乎?故富者极其富而每至于剥民,贫者极其贫而甚至于不能聊生,以相极之数,成相恶之刑,不均之甚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仕绅阶级利用他们所有的富力,和因此而得到的政治势力,加速地把农民剥削和压迫,农民穷极无路,除自杀外只能起来反抗,用暴力来推翻这一集团的吸血精,以争得生存的权利。

流寇的发动和实力的扩展,自然是当时的统治者所最痛心疾首的。他们有的是过分充足的财富;舒服,纵佚,****,美满的生活。他们要维持现状,要照旧加重剥削来增加他们生活上更自由的需要。然而现在眼见要被打倒,被屠杀了。他们不能不联合起来,为了他们这一阶级的安全。同时,为着个人利害的冲突,这一集团的中坚分子,彼此间还是充满了嫉妒、猜疑……钩心斗角地互相计算。

在反面,农民是欢迎流寇的,因为是同样在饥饿中挣扎性命的人。他们自动作内应,请流寇进来。河曲之破,连攻城的照例手续都用不着。据《绥寇纪略》卷一:“辛未(1631年)二月,上召辅臣九卿科道及各省盐司于文华殿。上问山西按察使杜乔林曰:河曲之城,何以贼到辄破?乔林曰:贼未尝攻,有饥民为内应,故失守。”和统治者的御用军队的骚扰程度相较,农民宁愿用牛酒来欢迎流寇:“樊人苦左兵**掠,杀槁桔燔烧之,良玉怒,夺巨商峨艑重装待发,身率诸军营于高阜。汉东之人,牛酒迎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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