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考父相传为孔父嘉之父，孔父嘉与殇公同为华父督所杀（桓王十年，西历前710年），下逮襄公之立（襄王二年，西历前650年），已六十年，时代不相接。故《史记》《韩诗》以《商颂》为襄公时者则是，以为即是正考父作者则非。战国末汉初人好为诗寻作者，故以《周颂》一部分为周文公作（已见《国语》），《鲁颂》为奚斯作，《商颂》为正考父作，无非于其国中时代差近之闻人，择一以当之。此是说诗者之附会，不暇详考年代者也。
宋襄公之为如何人物，《春秋》家与《国语》《左氏》所记绝异。泓之战，《公羊传》以为“虽文王之师不为过”。凡记襄公事，无不称之，襄公受窘，无不讳之。《公羊》于齐桓称之甚矣，亦未至如此。故宋襄公者，《公羊》家之第一偶像。《论语》《孟子》无谈及襄公者。然以孔子之称管仲齐桓，孟子之论《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又曰“戎狄是膺”，诸义衡之，宋襄自是历来儒家所传之贤圣，为中国文化奋斗者也。儒与宋颇有关系，《国语》则出自晋，不与宋相涉，又非儒家之义，故其记襄公与《诗经》《春秋》有异。刘子骏刺取《国语》材料以为《春秋左氏传》，凡《公羊》之义彼可得而反者，无不设法尽力反之。《公羊》义之甚重者，如新周、故宋、王鲁，《左氏传》则全无以鲁为王之义，而改《公羊》春王正月之王谓文王一义曰“王周正月”，更以周为绝对者，非溯统而述文王。至其抑宋，更不待说矣。
故《商颂》为宋襄公之颂，儒者所传故说，与事实相合者也。引申而有正考父作之论，传《诗》者之小附会也。改正考父之作为校，而曰是商代之诗，刘子骏作伪时所取义，以抑宋之地位，以与三家诗立异，以与《春秋》家立异，于《鲁语》中羼入一种不伦不类之言，以证其说者也。刘子骏盖以自己校书之事加之古人，而忘时代之异，《商颂》说之三段迁移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