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诗之说始于周官。《毛诗叙》说：“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自秦始皇数用六以后，汉儒凡事都以六为纪，不可以五，不可以七，六艺六书皆不恰恰是六。六在汉代犹之七在佛经上，成了一种“圣数”啦！所以六诗一说，本不必拘泥求之。大约说六诗者有两类：一、以六诗皆是诗体之称，如《郑志》；二、以风雅颂为体，赋比兴为用，如《朱传》。近人章炳麟先生谓赋比兴为诗体，为孔子所删。赋比兴之本为诗体，其说不可易，至读《诗三百》中无赋比兴者，乃孔子所删，则不解删诗之说，本后起之论，宋儒辨之已详也。章君又谓赋即屈荀之所作体，其言差信，谓比即辩亦通，独谓兴为挽歌，乃甚不妥。强引周官以论兴，说得使人心上不能释然。寻绎《毛传》独标兴体，必有缘故。前见顾颉刚先生一文论此，谓兴体即后人所谓起兴，汉乐府以至于现行歌谣犹多如此。据原有歌中首句或首两句，下文乃是自己的，故毛公所据兴体，每每上两句与后来若相干若不相干。此论至不可易。起兴之用，有时若是标调，所起同者，若有多少关系。例如《邶》之“习习谷风”和《小雅》之“习习谷风”，长短有别，皆是弃妇词。“关关雎鸠”和“雝雝鸣雁”相类，皆是结婚词。“燕燕于飞，泄泄其羽”，和“雄雉于飞，泄泄其羽”相等，皆是伤别词。即《吕氏春秋》所记“燕燕往飞”也是感别，《破斧》之音也是人事艰屯。那么起兴同而辞异者，或者是一调之变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