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到了六朝人的义疏，唐人的正义，实在比八股时代的高头讲章差不多了，实在不比明人大全之学高明了。自古学在北宋复兴后，人们很能放胆想去，一切传说中的不通，每不能逃过宋人的眼。欧阳永叔实是一个大发难端的人，他在史学、文学和经学上一面发达些很旧的观点，一面引进了很多新观点，摇动后人（别详）。他开始不信《诗序》。北宋末几朝已经很多人在那里论《诗序》的价值和诗义的折中了。但迂儒如程子反把《毛诗序》抬得更高，而王荆公谓诗人自己作叙。直到郑夹漈所叙之论得一圆满的否定，颠覆了自郑玄以来的传统。朱紫阳做了一部《诗集传》，更能发挥这个新义，拿着《诗经》的本文去解释新义，于是一切不通之美刺说扫地以尽，而《国风》之为风，因以大明。紫阳书实是一部集成书，韵取吴才老《叶韵》之说，《叶韵》自陈顾以来的眼光看去，实在是可笑了，但在古韵观念未出之前，这正是古韵观念一个胎形。训诂多采毛、郑兼及三家遗文，而又通于礼学（看王伯厚论他的话）。其以赋比兴三体散入虽系创见，却实不外《毛诗》独标兴体之义。紫阳被人骂最大者是由于这一部书，理学、汉学一齐攻之，然这部书却是文公在经学上最大一个贡献，拿着本文解《诗》义，一些陋说不能附会，而文学的作用**裸地重露出来。只可惜文公仍是道学，看出这些《诗》的作用来，却把这些情诗呼作**奔，又只敢这样子对付所谓变风，不敢这样子对付大、小《雅》《周南》《召南》《豳风》，走得最是的路。偏又不敢尽量地走去，这也是时代为之，不足大怪。现在我们就朱彝尊的《经义考》看去，已经可以觉得宋朝人经学思想之解放，眼光之明锐，自然一切妄论谬说层出不穷，然跳梁狐鸣，其中也有可以创业重统者。（文公对于文学的观念每每非常透彻，如他论《楚辞》、陶诗、李、杜诗常有很精辟的话，不仅说《三百篇》有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