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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回川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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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以孙中山先生的解职和袁世凯的登台而结束,实际上是失败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没有改变,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仍然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对此并无认识,他们当中有不少的人对帝国主义和袁世凯还存在着幻想。1912年8月,孙中山先生应袁世凯的邀请去到北京。袁故意隆重地接待他,并百般地曲意相从,终于使孙中山先生入其彀中。孙中山先生从袁那里出来就对人说:“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因此,他便接受了全国铁路总监的任命,想在中国经营二十万里的铁路,实现他的实业救国的美梦。为了这个目的,他随后还到日本去了一趟。但是不久,他的梦想便被现实粉碎了。

南北和议成功之后,我也到了北京。一天,友人从一家报纸上看到了袁世凯要任命我作四川宣慰使的消息,赶快来告诉我。我感到很奇怪,估计是朱芾煌搞的鬼,便立刻去问他。他说:“总统正要找你,请你和我一同回四川去调解成渝双方的纠纷,并要给我们宣慰使的名义。”我说:“四川是我们的家乡,对于家乡的父老何能用这种名义?而且我在南京临时政府秘书处的时候,即已和大家有约,此后绝不任什么官职。”在此以前,李石曾和蔡元培、汪精卫等专使人员在从北京回南京的轮船上曹有“六不会”的组织,以不作官、不作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相标榜,有人甚至加上不喝酒、不吃肉两条,称为“八不主义”。我虽然没有加入“六不会”,并且知道他们是唱高调骗人的;但我却认为一个人如果违背了自己的初衷,总是问心有愧的,且将失信于人,为人所弃。就是由于这种种原因,我坚决地拒绝袁世凯给我任何的官职。袁不得已,后来才同意不给我任何名义,只要我同朱芾煌一起回川一行,去“慰问”四川人民,并促成四川的统一。我当时并不了解袁是因朱的资望不够,不足以替他完成统一四川的重任,因而想利用我为他服务。我只觉得促成四川统―,避免人民涂炭,为桑梓父老做点事情,是一种不可推辞的义务,因此便答应了。袁给了朱一笔钱,朱问我怎么开销,我说:“我们每人一月六十元就够了,同行的人,还可酌量少一些。”朱同意了。说也奇怪,朱居然跟我一样,既没有争着作官,又没有争着要钱。我本来对朱的投靠袁氏,内心不取;现在见他这样,又觉得他之投袁,原是去争取袁氏赞助共和的,似乎也可以原谅。其实,我那时对朱的本质还是没有认识清楚。后来事实证明:他是一个野心并不太大的道地的投机分子。他投到袁的门下,知道袁也不过是利用他与革命党拉拉关系而因此对袁也不存奢望,只趁机会讨了一个夔关监督来当,弄了一批钱,然后便由官而绅,到北京城里买了一大片空地,修了许多房子,作起房东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