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复生和汪精卫被捕后，清朝政府鉴于单纯的镇压不足以消灭革命，没有立刻杀害他们，只是把他们监禁起来，准备慢慢地实行软化政策。1910年的夏天，为了去营救黄复生和汪精卫，我从日本经过朝鲜潜赴北京，住在我姊夫那里。那时，曾醒有一个弟弟曾季友在北京经商，我通过他去打听消息和联络同志。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还是想不出有效的营救办法。至于以前所设想的劫狱，根据实际情况，更无实现的可能。我的姊夫，素知我参加了革命党，这时又见我的行迹可疑，便不管我同意与否，先替我买好车票，临时骗我上车，一直把我送到了上海。
在上海，我碰到了熊克武、但懋辛和井勿幕等人。我们于是一同南下，到香港去找黄兴和喻云纪，共同商议发动广州起义的事情。
在此之前，孙中山先生已与黄兴、赵声等在槟榔屿议定要在广东大举起义。为此，同盟会在香港设立了起义的领导机关——统筹部，由黄兴任部长，赵声为副长。这次起义的计划是很庞大的，除在广东积极准备外，并派人到广西乃至长江流域各省发动，同时通知在日本和南洋各地的同盟会员尽量参加。这是鉴于过去几次分散性的起义都归失败，因此要集中全力，实行决战，而不计成败如何。所以这次起义仍是一种军事投机性质的冒险，并不是客观条件真正成熟了的有把握的行动。由于有了过去几次失败的经验，这次起义的准备工作是做得比较充分和周密的。为筹措经费，孙中山先生亲自到海外华侨中去募集。各方募集的结果，约得二十万元左右。为储备军火，派了几批人向好几个国家去购买。我一到香港，即被分配到日本去负责购运枪弹。而喻云纪等还专门设立了制造炸弹的机关。为这次起义，特别组织了五百人的选锋队（敢死队），其后更增至八百人。为这次起义组织的秘密机关达三十余处，四川同志即曾以我的名义组织了一处机关，名日吴老翁公馆（吴公涫）。后来起义失败，人们都风传吴老翁牺牲，把我算作烈士，其实我根本没有到过这个公馆，而先到日本买军火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