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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租界收回以后,帝国主义对蒋介石的**日益加紧了。1927年1月9日,蒋介石从南昌到武汉,他这次武汉之行的目的仍然是想把国民政府迁到南昌去。那时武汉的群众运动,非常高涨,工会、农会、学生会、童子团、商会等组织都已建立。国民政府召开了一次有三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欢迎他,会上蒋介石竟恬不知耻地丑表功,说自己如何如何的用兵如神,劳苦功高。群众当场起来质问他:为什么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为什么无理扣留国民党中央委员?蒋介石被问得张口结舌,面红耳赤。接着苏联顾问鲍罗廷讲话,大意是说要依靠人民群众,反对个人独裁,提高党权,发杨民主。蒋介石受了群众正义的质讯,恼羞成怒,却把怨毒之气全都转移到鲍罗廷身上。他回到南昌以后,立即给徐谦(党政联席会议主席)打来一个电报,硬说鲍罗廷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徐谦接到这个电报,吓的不得了,打电报到宜昌,要我快回去商量。这样我就星夜从宜昌赶回了武汉。

我回到武汉,开了一次会。会议上多数人反对撤换鲍罗廷,只有徐谦主张顺从蒋介石的要求,说:“照顾蒋介石的面子,把鲍罗廷换一换罢。”我说:“这不是面子问题,鲍罗廷是否要换,应由大多数中央委员来决定,蒋介石一句话怎能算数!究竟是蒋介石服从中央呢,还是中央服从蒋介石?再说鲍罗廷的话根本没有错误,凭什么理由要撤换他?这不是鲍罗廷个人的去留问题,这是蒋介石对中央、对政府的蔑视。我们一定不能让步!”后来会议决定不理蒋介石的这一无理要求。

蒋介石的专制独裁行为,引起了武汉方面极大的愤慨。我们决心要跟他斗一斗。为此,特成立了一个由徐谦、邓演达、孙科、顾孟余和我共五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机关,发表了宣言和宣传要点(内容主要是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运动以及所谓“迎汪复职”等。)接着我们又准备在3月7日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中央全会。各地中央委员陆续到了武汉,足了法定人数;只有蒋介石和留在南昌的中委迟迟不来。到了临开会的日子,谭延阊、陈公博等从南昌来了,带来了蒋介石的口信,说要把会期移在3月12日他才能来开会。我反对会议延期,我说:“开会日期早就通知了,为什么他不来?现在法定人数已足,为什么要让大家等他一个人?”结果会议还是如期在7日开始。不过由于不少人有顾虑,所以把7日的会议算作预备会,10日才开正式会议。假使蒋介石真想在12日来开会,也可以赶得上。大概是因为我们没有听从他的意旨,所以他很生气,始终没有到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