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刚到武汉，仍伪装革命的样子。“四·一二”惨案发生后，汪也跟着别人拍桌子，大骂蒋介石，但是他骨子里却无时无刻不想反共。他住在谭延阆家里。谭的家里有一个四川名厨师，做得一手好菜。谭延阊家是个地主阶级的大本营。、湖南许多地主遭到了当地农民的清算，都跑到谭延闾那里去造谣诽谤。汪精卫不仅吃了许多四川菜，同时也喝了许多地主的迷魂汤，于是就显出了他的反革命面目。他一见我们，就叫喊说农民运动搞的太过火。陈独秀也跟着帮腔。有一次，不知哪个地主造谣，说某某司令的母亲因为是小脚就被农民解去脚布，用箩筐抬着游街；又说某地农民协会扣留了政府的粮米，不让运出去。汪精卫借题发挥，暴跳如雷地说：“这不是造反吗？岂有此理！是政府管农会？还是农会管政府？”陈独秀也在一边应声：“是谁在湖南搞的？简直是乱搞！”
汪、陈到武汉之前，我们本来想建立一支完全由我党所掌握的军队，因此决定把共产党员连某所指挥的一个营扩充为一个师。人员、粮饷、军械都已经筹划好了。当时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政府中占优势，工农革命情绪又很高，所以干起什么事来都很顺手。可是陈独秀来了，附和谭延阊的意见，说什么计划中配备的枪槭比別的军队都好，怕引人妒忌；他又说自己建立军队，太惹人注目等等。就这样前怕狼、后怕虎，这一师军队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1927年4月下旬，我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但这次大会实际上并未解决任何问题。陈独秀只是表面上承认了一下错误，而大会竟仍然选他作党的总书记，这样就使他的机会主义路线得以继续执行和发展。我虽是四川省的代表，但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因为怕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不好在国民党内工作。可是大会开完后不久，陈独秀却故意地给我暴露了。他在《响导》上转载了高一涵的一篇文章，说在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中只有某某几个人是共产党员，决不可能操纵国民党，想以此来表白对国民党的忠心。这简直等于告密，给我以后在国民党内的工作增加了极大的困难。我见了这篇文章很生气，立刻跑去质问他。但他却厚颜无耻地说：“为了这件事，我一夜没有睡，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把你们几个人公开了好。”原来陈独秀反复考虑的结果是不惜牺牲一切以讨好国民党，他的机会主义毛病实已深入膏肓，无可救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