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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刚到武汉,仍伪装革命的样子。“四·一二”惨案发生后,汪也跟着别人拍桌子,大骂蒋介石,但是他骨子里却无时无刻不想反共。他住在谭延阆家里。谭的家里有一个四川名厨师,做得一手好菜。谭延阊家是个地主阶级的大本营。、湖南许多地主遭到了当地农民的清算,都跑到谭延闾那里去造谣诽谤。汪精卫不仅吃了许多四川菜,同时也喝了许多地主的迷魂汤,于是就显出了他的反革命面目。他一见我们,就叫喊说农民运动搞的太过火。陈独秀也跟着帮腔。有一次,不知哪个地主造谣,说某某司令的母亲因为是小脚就被农民解去脚布,用箩筐抬着游街;又说某地农民协会扣留了政府的粮米,不让运出去。汪精卫借题发挥,暴跳如雷地说:“这不是造反吗?岂有此理!是政府管农会?还是农会管政府?”陈独秀也在一边应声:“是谁在湖南搞的?简直是乱搞!”

汪、陈到武汉之前,我们本来想建立一支完全由我党所掌握的军队,因此决定把共产党员连某所指挥的一个营扩充为一个师。人员、粮饷、军械都已经筹划好了。当时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政府中占优势,工农革命情绪又很高,所以干起什么事来都很顺手。可是陈独秀来了,附和谭延阊的意见,说什么计划中配备的枪槭比別的军队都好,怕引人妒忌;他又说自己建立军队,太惹人注目等等。就这样前怕狼、后怕虎,这一师军队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1927年4月下旬,我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但这次大会实际上并未解决任何问题。陈独秀只是表面上承认了一下错误,而大会竟仍然选他作党的总书记,这样就使他的机会主义路线得以继续执行和发展。我虽是四川省的代表,但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因为怕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不好在国民党内工作。可是大会开完后不久,陈独秀却故意地给我暴露了。他在《响导》上转载了高一涵的一篇文章,说在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中只有某某几个人是共产党员,决不可能操纵国民党,想以此来表白对国民党的忠心。这简直等于告密,给我以后在国民党内的工作增加了极大的困难。我见了这篇文章很生气,立刻跑去质问他。但他却厚颜无耻地说:“为了这件事,我一夜没有睡,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把你们几个人公开了好。”原来陈独秀反复考虑的结果是不惜牺牲一切以讨好国民党,他的机会主义毛病实已深入膏肓,无可救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