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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四年,我乡不幸天旱,一直到五月底,秧禾还没有栽齐。是年秋收甚劣,不过三四成。当佃户的倘若把课租缴齐与主人(我乡称地主为主人),就要一点儿也不剩,一定要饿死。有些佃户没有方法想,只得请主人吃酒,哀告将课租减少。倘若主人是有点良心的,则或将课租略略减少一点,发一发无上的大慈辈;不过多半主人是不愿意将课租减少的——他们不问佃户有能力缴课租与否,总是硬逼迫佃户将课租缴齐,否则便要驱逐,便要诉之于法律,以抗缴课租罪论。有一些胆小的佃户们,因为怕犯法,只得想方设法,或借贷,或变卖耕具,极力把课租缴齐;倘若主人逼得太紧了,他们又无法子可想,最后的一条路不是自杀,就是卖老婆。有一些胆大的佃户们,没有方法想,只得随着硬抵,结果不是被驱逐,就是挨打,坐监狱。因之,那一年我县的监狱倒是很兴旺的。

我家也是一个佃户。那一年上帝对于穷人大加照顾,一般佃户们都没脱了他的恩惠。我家既然也是一个佃户,当然也脱不了上帝的恩惠,尝一尝一般佃户们所受的痛苦。我家人口共三人,我的父母和我。我在本乡小学校读书,他们俩在家操作;因为天旱,我的书也读不成了,就在家里闲住着。当时我的父母看着收成不好,一家人将要饿死,又加着我们的主人势大,毫不讲一点儿理由,于是天天总是相对着叹气,或相抱着哭泣。这时真是我的小生命中一大波浪。

缴课租的日子到了。我家倘若把收得的一点粮食都缴与主人罢,则我们全家三口人一定要饿死;倘若不缴与主人罢,则主人岂能干休?我的父母足足哭了一夜,我也在旁边伴着他俩老人家哭。第二日早饭过后,主人即派人来到我家索课租。那两个奴才仗着主人的势力,恶狠狠地高声对我父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