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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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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峰兄:

前几天得到来信,因为忙于结束我所担任的事,所以不能即刻奉答。现在总算离开厦门坐在船上了。船正在走,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海上。总之一面是一望汪洋,一面却看见岛屿。但毫无风涛,就如坐在长江的船上一般。小小的颠簸自然是有的,不过这在海上就算不得颠簸;陆上的风涛要比这险恶得多。

同舱的一个是台湾人,他能说厦门话,我不懂;我说的蓝青官话,他不懂。他也能说几句日本话,但是,我也不大懂得他。于是乎只好笔谈,才知道他是丝绸商。我于丝绸一无所知,他于丝绸之外似乎也毫无意见。于是乎他只得睡觉,我就独霸了电灯写信了。

从上月起,我本在搜集材料,想趁寒假的闲空,给《唐宋传奇集》做一篇后记,准备付印,不料现在又只得搁起来。至于《野草》,此后做不做很难说,大约是不见得再做了,省得人来谬托知己,舐皮论骨,什么是“入于心”的。但要付印,也还须细看一遍,改正错字,颇费一点工夫。因此一时也不能寄上。

我直到十五日才上船,因为先是等上月份的薪水,后来是等船。在最后的一星期中,住着实在很为难,但也更懂了一些新的世故,就是,我先前只以为要饭碗不容易,现在才知道不要饭碗也是不容易的。我辞职时,是说自己生病,因为我觉得无论怎样的暴主,还不至于禁止生病;倘使所生的并非气厥病,也不至于牵连了别人。不料一部分的青年不相信,给我开了几次送别会,演说,照相,大抵是逾量的优礼,我知道有些不妥了,连连说明:我是戴着“纸糊的假冠”的,请他们不要惜别,请他们不要忆念。但是,不知怎地终于发生了改良学校运动,首先提出的是要求校长罢免大学秘书刘树杞博士。

听说三年前,这里也有一回相类的风潮,结果是学生完全失败,在上海分立了一个大夏大学。那时校长如何自卫,我不得而知;这回是说我的辞职,和刘博士无干,乃是胡适之派和鲁迅派相排挤,所以走掉的。这话就登在鼓浪屿的日报《民钟》上,并且已经加以驳斥。但有几位同事还大大地紧张起来,开会提出质问;而校长却答复得很干脆:没有说这话。有的还不放心,更给我放散别种的谣言,要减轻“排挤说”的势力。真是“天下纷纷,何时定乎?”如果我安心在厦门大学吃饭,或者没有这些事的罢,然而这是我所意料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