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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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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每当批评文章的时候,凡是国文教员式的人,大概是着眼于“通”或“不通,”《中学生》杂志上还为此设立了病院。然而做中国文其实是很不容易“通”的,高手如太史公司马迁,倘将他的文章推敲起来,无论从文字、文法、修辞的任何一种立场去看,都可以发见“不通”的处所。

不过现在不说这些;要说的只是在笼统的一句“不通”之中,还可由原因而分为几种。大概的说,就是:有作者本来还没有通的,也有本可以通,而因了种种关系,不敢通,或不愿通的。

例如去年十月三十一日《大晚报》的记载“江都清赋风潮”,在《乡民二度兴波作浪》这一个巧妙的题目之下,述陈友亮之死云:

“陈友亮见官方军警中,有携手枪之刘金发,竟欲夺刘之手枪,当被子弹出膛,饮弹而毙,警察队亦开空枪一排,乡民始后退。……”

“军警”上面不必加上“官方”二字之类的费话,这里也且不说。最古怪的是子弹竟被写得好象活物,会自己飞出膛来似的。但因此而累得下文的“亦”字不通了。必须将上文改作“当被击毙”,才妥。倘要保存上文,则将末两句改为“警察队空枪亦一齐发声,乡民始后退”,这才铢两悉称,和军警都毫无关系。──虽然文理总未免有点希奇。

现在,这样的希奇文章,常常在刊物上出现。不过其实也并非作者的不通,大抵倒是恐怕“不准通”,因而先就“不敢通”了的缘故。头等聪明人不谈这些,就成了“为艺术的艺术”家;次等聪明人竭力用种种法,来粉饰这不通,就成了“民族主义文学”者,但两者是都属于自己“不愿通”,即“不肯通”这一类里的。

【因此引起的通论】:“最通的”文艺 王平陵

鲁迅先生最近常常用何家干的笔名,在黎烈文主编的《申报》的《自由谈》,发表不到五百字长的短文。好久不看见他老先生的文了,那种富于幽默性的讽刺的味儿,在中国的作家之林,当然还没有人能超过鲁迅先生。不过,听说现在的鲁迅先生已跑到十字街头,站在革命的队伍里去了。那么,像他这种有闲阶级的幽默的作风,严格言之,实在不革命。我以为也应该转变一下才是!譬如:鲁迅先生不喜欢第三种人,讨厌民族主义的文艺,他尽可痛快地直说,何必装腔做势,吞吞吐吐,打这么许多湾儿。在他最近所处的环境,自然是除了那些恭颂苏联德政的献词以外,便没有更通的文艺的。他认为第三种人不谈这些,是比较最聪明的人;民族主义文艺者故意找出理由来文饰自己的不通,是比较次聪明的人。其言可谓尽深刻恶毒之能事。不过,现在最通的文艺,是不是仅有那些对苏联当局摇尾求媚的献词,不免还是疑问。如果先生们真是为着解放劳苦大众而呐喊,犹可说也;假使,仅仅是为着个人的出路,故意制造一块容易招摇的金字商标,以资号召而已。那么,我就看不出先生们的苦心孤行,比到被你们所不齿的第三种人,以及民族主义文艺者,究竟是高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