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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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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鲁迅。

附记

第一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是应日本的改造社之托而写的,原是日文,即于是年三月,登在《改造》上,改题为《火,王道,监狱》。记得中国北方,曾有一种期刊译载过这三篇,但在南方,却只有林语堂、邵洵美、章克标三位所主编的杂志《人言》上,曾用这为攻击作者之具,其详见于《准风月谈》的后记中,兹不赘。

《草鞋脚》是现代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应伊罗生(H. Isaacs)先生之托,由我和茅盾先生选出,他更加选择,译成英文的。但至今好象还没有出版。

《答曹聚仁先生信》原是我们的私人通信,不料竟在《社会月报》上登出来了,这一登可是祸事非小,我就成为“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了。有八月三十一日《大晚报》副刊《火炬》上的文章为证──

调 和 绍伯

──读《社会月报》八月号

“中国人是善于调和的民族”──这话我从前还不大相信,因为那时我年纪还轻,阅历不到,我自己是不大肯调和的,我就以为别人也和我一样的不肯调和。

这观念后来也稍稍改正了。那是我有一个亲戚,在我故乡两个军阀的政权争夺战中做了牺牲,我那时对于某军阀虽无好感,却因亲戚之故也感着一种同仇敌忾,及至后来两军阀到了上海又很快的调和了,彼此过从颇密,我不觉为之呆然,觉得我们亲戚假使仅仅是为着他的“政友”而死,他真是白死了。

后来又听得广东A君告诉我在两广战争后战士们白骨在野碧血还腥的时候,两军主持的太太在香港寓楼时常一道打牌,亲昵逾常,这更使我大彻大悟。

现在,我们更明白了,这是当然的事,不单是军阀战争如此,帝国主义的分赃战争也作如是观。老百姓整千整万地做了炮灰,各国资本家却可以聚首一堂举着香槟相视而笑。什么“军阀主义”、“民主主义”都成了骗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