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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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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词争执”歌 阿二

一中全会好忙碌,忽而讨论谁卖国,粤方委员叽哩咕,要将责任归当局。吴老头子老益壮,放屁放屁来相嚷,说道卖的另有人,不近不远在场上。有的叫道对对对,有的吹了嗤嗤嗤,嗤嗤一通不打紧,对对恼了皇太子,一声不响出“新京”,会场旗色昏如死。许多要人夹屁追,恭迎圣驾请重回,大家快要一同“赴国难”,又拆台基何苦来?香槟走气大菜冷,莫使同志久相等,老头自动不出席,再没狐狸来作梗。况且名利不双全,那能推苦只尝甜?卖就大家都卖不都不,否则一方面子太难堪。现在我们再去痛快淋漓喝几巡,酒酣耳热都开心,什么事情就好说,这才能慰在天灵。理论和实际,全都括括叫,点点小龙头,又上火车道。只差大柱石,似乎还在想火拼,展堂同志血压高,精卫先生糖尿病,国难一时赴不成,虽然老吴已经受告警。这样下去怎么好,中华民国老是没头脑,想受党治也不能,小民恐怕要苦了。但愿治病统一都容易,只要将那“言词争执”扔在茅厕里,放屁放屁放狗屁,真真岂有之此理。

(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十字街头》第三期。)

今春的两种感想

——在北平辅仁大学演讲

我是上星期到北平的,论理应当带点礼物送给青年诸位,不过因为奔忙匆匆未顾得及,同时也没有什么可带的。

我近来是在上海,上海与北平不同,在上海所感到的,在北平未必感到。今天又没豫备什么,就随便谈谈吧。

昨年东北事变详情我一点不知道,想来上海事变诸位一定也不甚了然。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这里死命的逃死,那里则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

打起来的时候,我是正在所谓火线里面,亲遇见捉去许多中国青年。捉去了就不见回来,是生是死也没人知道,也没人打听,这种情形是由来已久了,在中国被捉去的青年素来是不知下落的。东北事起,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有一种团体就有一种徽章。这种徽章,如被日军发现死是很难免的。然而中国青年的记性确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团,一团十人,每人有一个徽章,可是并不一定抗日,不过把它放在袋里。但被捉去后这就是死的证据。还有学生军们,以前是天天练操,不久就无形中不练了,只有军装的照片存在,并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却了。然而一被日军查出时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日本人一看见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为他们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当然要认为是劲敌。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