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好像只有在评选哪个省最没存在感的时候，安徽才有那么一点存在感。安徽存在感之低，和兄弟省份江西堪称难兄难弟。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主题下，全国上下各显神通：沿海开放，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只有安徽远远地站在聚光灯之外，茕茕孑立，踽踽独行，寂寞地守着江淮大地。
这其实很不合理。
论经济，虽然安徽常年在长三角吊车尾，但放眼全国来看并不算穷，起码比很多中西部兄弟省区市强不少；论人文，徽州文化、皖江文化、淮河文化各占胜场，“徽”字可以说是中国面向世界的一大名片；论人才，江浙出人才有口皆碑，殊不知安徽也一点不差。安徽人才之多灿若星汉，古代不用多说，近代就有李鸿章、段祺瑞、陈独秀、胡适、戴安澜等一大批杰出人物。新中国成立后，政界、军界、商界的安徽人更是数不胜数。古往今来，论人杰地灵，安徽算得上个中翘楚。
如此精彩的安徽，为什么越走越寂寞，越走越透明？在我看来，可能和“三个中国”的定位有关。
十多年前，一位从中央退下来的老领导来广东考察，我有幸叨陪末座。席间谈及执政者面对偌大中国各省区市发展参差不齐现状的应对方略时，我放胆妄言：“中国这么广袤的土地，怎么实现有效治理？这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个难题。优秀的执政者们，其内在逻辑往往趋同，一要高度抽象，二要抓主要矛盾。我把这种逻辑总结为‘三个中国’：第一个叫‘关键中国’，第二个叫‘敏感中国’，第三个叫‘无所谓中国’。”
治大国如烹小鲜，首先就是要宰执天下。“三个中国”的区域划分从古至今可能有所不同，但划分思路则是一致的。对于执政者来说，“关键中国”“敏感中国”和“无所谓中国”的区别，就是心腹之患和肘腋之患的区别。